我的命比他们的面子重要

个身，嘟囔了一句梦话。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暗**的光斑。
我坐起来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双手本能地去摸自己的脖子。没有掐痕。没有血。皮肤光滑得像是从来没有被指甲掐出过四道血痕。
我低头看手机。屏幕亮起来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日期。
2018年1月20日。
大三的寒假前夕。距离那个春节还有二十天。距离那碗放了花生酱的汤还有二十五天。距离我跪在地上掐着自己的脖子还有二十五天。距离我妈说出“那也不至于这样吧”还有二十五天。
我坐在床上，浑身发抖。
不是害怕。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、带着铁锈味的愤怒，和一种巨大的、近乎**的清醒。
我记得每一个细节。每一句话。每一个眼神。每一次被忽略、被敷衍、被当作“作妖”的瞬间。我记得那个灰色的骨灰盒，记得那盆落满灰的塑料花，记得我奶奶说“我也就放了一点点”时的表情——那是一种真正的、发自内心的不解。
她是真的不知道。
这就是最荒谬的地方。她不是在害我，她只是觉得“一点点没关系”。她觉得过敏就像不喜欢吃香菜一样，是“矫情”，是“挑食”，是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伺候”。
我妈也是。我爸也是。他们不是坏人。他们给我交学费，给我买衣服，过年给我包红包。他们觉得他们是爱我的。
但爱这种东西，如果长在无知和固执的土壤里，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一只灰色的骨灰盒，三百八十块，放在阳台的角落，压在一箱过期的牛奶下面。
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了三次。
第一次呼吸：我不回去。
第二次呼吸：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。
第三次呼吸：我不会再死一次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
我妈接的。她的声音和记忆里一模一样，带着一种习惯性的、漫不经心的急促：“喂？”
“妈，今年寒假我不回去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然后她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找了份实习，寒假不回家了。”
“什么实习？你不是说大三不用实习吗？”
“临时决定的。”
“那你过年也不回来？”
“不回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