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强制认定进口种薯，我索赔三亿

蹲下身，捡起一个，在手里掂了掂。
八毛一斤。
五万块钱。
三十吨，四万八千块。
我抵押了母亲用手术钱给我买的房子，才凑够这五万。
而现在，它们只是一堆土豆。
我坐在麻袋上，点了根烟。烟雾在仓库昏黄的灯光下升腾。
手机响了，是老赵。
“小陈，你人呢？货呢？**商等了一晚上，发火了，说再不送来就不要了！”
“赵叔，”我吸了口烟，“货在我这，但今天送不过去了。你跟乡亲们说，明天，最晚后天，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”
“你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“是出事了。”我看着满仓库的土豆，“但也许是好事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又拨了一个号码。
“李律师，是我。对，就是下午咨询您收费站乱收费那个。现在情况有变，涉及金额可能更大。您明天有空吗？我想正式委托您**这个案子。”
电话那头，李律师听完我的简要叙述，沉默了足足半分钟。
“陈先生，你确定要告？对方是国企单位，这种官司很难打。”
“难打也要打。”我说，“不光为我，也为以后千千万万个拉菜的、运果的司机。今天他们敢收我五万，明天就敢收别人十万。总得有人站出来，告诉他们，不行。”
李律师笑了。“好，我接。明天上午八点，我到你那里，详谈。”
挂断电话，烟也烧到了尽头。
我掐灭烟头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
明天，会是一场硬仗。
但这一次，我不打算再忍了。
三天后。
县农业局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。
王局，纪委的两位同志，***经侦大队的队长，收费站上级单位的领导，还有我和李律师。
桌上摆着三份文件。
一份是农业局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：样品为普通菜用马铃薯，非种薯。
一份是收费站当天下午的监控录像截图.
清晰显示我的货车在下午四点二十分进入收费站，六点零五分离开。
期间，除了刘长海用铁钎取样外，无人接近车厢，更无任何调包行为。
最后一份，是省农科院出具的正式说明：我省未曾引进德国‘德薯7号’品种，亦无相关试种计划。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
“所以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