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
石榴树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。。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点光，青灰色的。什么声音都没有。。胸口闷闷的，像压着什么东西。，李长河还活着。蹲在院子里挖坑，裤腿全是泥。回头冲她笑，说，石榴好，多子多福。，推开屋门。。树**她腰还粗。今年刚挂果，青皮，硬邦邦的。三十年了。，院子里就一棵歪脖子枣树。李长河说枣树不吉利，枣枣的，跟“早早的”一个音。他跑了二十里路，从苗圃抱回这棵石榴苗。挖坑，施肥，培土，忙活一下午。“石榴好。多子多福。”他站在坑边，裤腿全是泥，回头冲她笑。，辫子又黑又粗，站在门口看他干活，心里想，这人实在，跟定他了。，年年开花，年年结果。李长河走的那年，石榴结得特别多，压弯了枝。王婶一个没摘，让它们在树上裂开，露出里面的籽。麻雀来啄，她也不赶。，她摘几个最大的，放李长河遗像前。他不在了，但石榴还在。看着石榴，就像看见他蹲在院子里挖坑的样子。，拆迁队来了。。一个拿卷尺的小年轻，一个夹公文包的中年男人。小年轻量房子，中年男人站在石榴树下，仰头看。“这树有些年头了。三十年。”王婶站在门口，攥着围裙。
“得移走。”
“不能移。”
中年男人转头看她，笑了笑。眼角的褶子堆在一起。
“婶儿，**您是知道的。院子里的附着物，按规定补偿，但树得自己处理。您要是舍不得，可以移走，找个地方重新栽。”
“移不活。”王婶说，“他栽的时候我问过，能不能挪。他说石榴树根浅，挪了活不成。”
“他？”
“我男人。”
中年男人沉默了一下。低头看树，又看王婶。
“婶儿，我去帮您问问。树跟人不一样，人挪活，树挪死。但有时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
石榴树的叶子落在他肩膀上。他抬手拂掉，动作很轻。
王婶追出去：“同志，您贵姓？”
“免贵，姓赵。赵大柱。”
那年赵大局还叫赵大柱，街道办主任。头发还没染，鬓角有些白。笑起来，褶子堆在眼角，让人看着就放心。
一周后，赵大柱又来了。
坐在王婶家八仙桌前，面前一杯茶。王婶把茶杯擦了三遍。她这辈子没跟**的打过交道，手脚都不知往哪放。
赵大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烫得吸溜嘴。
“婶儿，您这茶，比我们单位的好喝。”
王婶被他这一吸溜逗笑了。紧绷着的肩膀松下来。
“婶儿，树的事，我帮您问了。”赵大柱放下茶杯，手指蘸了点茶水，在桌面上画了个圈，“**上有规定。但规定是规定，执行是执行。我给您出个主意——您先签协议，树的事我后面帮您协调。等拆迁完了，总有边边角角的地方，种棵树不碍事。”
那个圈，圆得很。茶水在八仙桌上洇开，慢慢变成一个深色的印子。
“补偿款呢？”
“补偿款我给您争取最高的。”赵大柱抬起头，眼睛亮亮的，“婶儿，我跟您交个底。老街这一片，补偿标准有浮动空间。别人我不说，但您这情况特殊——一个人守着这院子这么多年。我赵大柱要是办不好您的事，我爹在天上都不答应。”
王婶眼眶红了。
她想说，李长河走的那天，拉着她的手说，秀英，院子里的石榴树，你帮我看着。
她没好意思说出口。
赵大柱看出来了。他什么都没问，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。
“婶儿，您放心。”
王婶点了头。
签字那天，赵大柱亲自带着文件来的。一式两份。他指着空白处让她签名，说另一份是留底的，不用细看。
王婶拿起笔，手有点抖。她不识字，只会写自己名字——王秀英，三个字，练了大半辈子。
签完。赵大柱把其中一份折好，放进公文包。另一份递给她。
“婶儿，这份您收好。”
王婶接过来，看了看，看不懂。但她看见赵大柱的笑，跟那天在石榴树下一个样。
她把文件锁进柜子。老榆木柜子，李长河打的，锁头都锈了。钥匙用红绳穿着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这一锁，就是五年。
五年里发生了很多事。
赵大柱不叫赵大柱了，叫赵大局。调去了区里，副局长。衣服越来越挺括，头发染得乌黑。笑起来还是六颗牙，但王婶总觉得哪不一样了。说不上来，就是不一样了。
拆迁拖了一年又一年。有人搬走，有人还在等。王婶没搬。她等赵大局说的那个“边边角角的地方”，等她把石榴树挪过去。
直到隔壁街道的王麻子搬家那天，喝多了酒，说漏嘴。
“你们知道个屁！人家建设路那边，跟咱们一样面积，补了五十二万！咱们才多少？三十！二十多万的差价，喂狗了？”
王婶正在院子里摘石榴。手一松。石榴掉地上，裂了。
她想起茶水画的圈。想起“我给您争取最高的”。想起赵大柱把另一份文件折好，放进公文包的动作。
那份“留底”的文件。
她进屋，打开老榆木柜子。文件还在，压在一堆旧衣服下面。翻出来，翻到最后一页。右下角，街道办公章，红戳。公章旁边，一行手写小字。
***数字。三，后面跟着一串零。
三十万。
她拿了文件，去找老孙头。老孙头识几个字，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。
“王婶，这上面写的，三十万。”
“只有三十万？”
老孙头又仔细看了一遍。“这纸上写的，就是三十万。没有五十二万。”
王婶拿着文件，手抖得比签字那天还厉害。
她去区**找赵大局。门卫挡了驾，说赵局长在开会。她在楼下站了很久。玻璃窗亮闪闪的，阳光刺得眼睛疼。进进出出的人都看她，看一个乡下老太婆站在大门口，手里攥着一沓纸。
没人停下来问她。
回家路上，路过老周的摊子。
老周正在收摊。看见她，手里的油条夹子停了。
“王婶，咋了？”
王婶张嘴，没说出话。眼泪先下来了。
老周把最后一个客人打发走，拉过马扎让她坐下。周嫂从屋里出来，端了碗豆浆，加了糖，放她手里。
“喝。”
王婶喝了。烫。眼泪掉进豆浆里。
“老周，我那二十万，没了。”
老周蹲在她面前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他画的圈，还在吗？”
“什么圈？”
“赵大局在你家八仙桌上画的圈。”
王婶愣住。那个茶水画的圈，在桌面上洇开，慢慢变成一个深色印子。后来她擦过好几遍，用洗洁精，用抹布使劲搓。还能看见。淡淡的，但还在。
“在。”
“留着。”老周把围裙解下来，搭在摊子上，“总有一天，有人会问那个圈是什么意思。到时候，你得说得出来。”
王婶看着老周。这个炸了三十年油条的男人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。她说不上来是什么。
像油锅里的油条。不急。
那天晚上，王婶回到家，把文件重新锁进柜子。钥匙用红绳穿了，挂在脖子上。贴在胸口，凉凉的。
她走到院子里。石榴树还在。月光照在青皮石榴上。她数了数，数不清。
伸手摸树干。树皮粗糙，温热。像李长河的手。
“长河，”她轻声说，“那二十万，我一定要个说法。”
石榴树的叶子沙沙响。
巷子深处传来老周二出租车的引擎声，渐渐远了。老街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又一盏一盏灭了。王婶屋里的灯亮到最后。
她坐在八仙桌前。桌面上那个茶水画的圈，淡淡的，还在。
她伸手摸了摸。
五年了，还没擦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