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宋盛衰录

战役与新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陕西米脂人，西夏王朝的建立者。，称帝后定都兴庆（今宁夏银川）。，修建宫殿，设立文武两班官员，创造西夏文字，颁布秃发令。、沙州（甘肃敦煌）、肃州（今甘肃酒泉、嘉峪关一带）三处重镇。，把西夏发展得兵强马壮。，李元昊说：“我坐据三州，塞上平川千里，西夏欲扩兵积富，必得杨威四方，开疆拓土。眼下契丹粮秣丰足，兵势浩大。唯见南面宋境，国弱民羸，尚可一击而取之。”：“皇帝做如何打算？”：“待我引兵诱宋军深入好水川，然后聚歼之。丞相在彼地据险设伏即可。”（1041年）。三川口之战宋军失败后，宋廷以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，韩琦、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共同执掌对西夏的战事 。。范仲淹主张“守策”，韩琦主张“攻策”，**最终采纳了韩琦的进攻策略 。，于当年二月率兵十万从折姜进发，经天都寨，沿瓦亭川（今葫芦河）南下，直抵好水川地区 。，此地是渭河重要支流，控制瓦亭川可切断宋军陇东与陇西之间的联系 。，李元昊几乎动用了所有力量，十万大军倾巢而动，摆好设伏围歼的战阵，预先将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，同时遣一部兵力由丞相马时带领，从怀远城一带诱宋军钻入好水川口。，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，自镇戎军经怀远城、得胜寨抵羊牧隆城，企图绕至西夏军之后伺机破敌。韩琦明确告诫任福不得变更行军路线 。，李元昊派偏师至怀远城一带活动，与宋军**并佯装败退 。
任福率军到达怀远城后，正遇宋军与西夏军作战，西夏军不断增援并佯败，任福中计，率军尾随追击，被诱至好水川预设的伏击圈，最终引发好水川战端。
二月，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（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东）进发，经天都寨（今宁夏海原），沿瓦亭川（今葫芦河）南下，直抵好水川地区。
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，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，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，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（今宁夏西吉县偏城）一带诱宋军进入埋伏圈。
西夏军倾国而出，总兵力约十万人；宋**面，泾原、鄜延两路可出动的禁军约一万人，加上弓手、民夫，总兵力约三万人。
韩琦听说西夏军来攻，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，自镇戎军（今宁夏固原）经怀远城、得胜寨（今西吉县将台北），抵羊牧隆城（今西吉县兴隆镇西北），出西夏军之后，伺机破敌。
如不利于战，四周山岭重叠，则据险设伏，待西夏军回师时截击。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发，*辖朱观、都监武英等后继。
二月二十三日，进至捺龙川（今西吉县偏城东北），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（今固原县张易）以南，于是转道南进，急趋**处。
**几千西夏军队，西夏军也不断增援。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，于是西夏军佯败，诱宋军追击。
任福不知是计，脱离辎重，轻装尾随追击。黄昏，追至好水川。
朱观、武英部屯笼洛川（今隆德西北什字路河）。相约次日会兵川口，合击夏军。
二月十四日，任福、桑怿引军循川西行，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，发现道旁放置数个银泥盒，将盒打开，百余只带哨家鸽飞出，恰为夏军发出合击信号。
宋军阵未成列，即遭夏骑冲击。激战多时，宋军混乱，企图据险抵抗。
西夏军阵中忽然竖起一面约五尺宽、两丈多长的大旗。大旗向左挥，左边的伏兵冲上来；大旗向右挥，右面的伏兵冲出来。
如此居高临下，左右夹击，宋军死伤甚众。
任福身负重伤，仍戮力拼杀；西夏兵却如激水拍浪，越聚越多，任福不敌，最终战死。
任福既死，战场只剩了桑怿孤军奋战，西夏军又如蚁聚般砍死了桑怿。
同一日，另一路由朱观、武英率领的宋军在姚家川（笼洛川）亦陷入西夏军重围，最终被歼灭，武英战死。
二月十四日，朱观、武英部进至姚家川（什字路河口），亦陷入夏军重围中。
自辰时**到午时，宋军溃败，宋军将士战死10300余人。任福身负重伤，小校刘进劝他突围，任福大声喊道：“吾为大将，兵败，以死报国耳! ”遂手自扼咽喉而死。
其子任怀亮战死，桑怿、刘肃、武英、王珪、赵津、耿傅均战死。
其中王珪为行营都监，率4500人自羊牧隆城来援，被夏军击败。
此役宋军几乎全军覆灭，仅朱观所部千人逃脱。西夏军获胜后，虽取得大胜，但自身亦遭受相当伤亡，且此次进攻未能达成夺取宋军重要据点的战略目标，加之听闻宋环庆、秦凤路派兵来援 ，遂主动撤军。
此役惨败震动北宋朝野 。战后，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被贬为河中通判，副使韩琦、范仲淹亦因战败责任，被分别贬为秦州知州和耀州知州 ，从京官沦为地方官员。
北宋迅速调集援军加强**，而西夏亦因消耗巨大，在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与北宋达成“庆历和议”，双方恢复和平 。
战后，投靠西夏的原宋朝落第举子张元，在巡视战场时于山壁题诗嘲讽宋军，诗云：“夏竦何曾耸？韩琦未足奇。满川**辈，犹自说兵机。”
好水川之战，宋朝再度失败，之后李元昊踌躇满志，有声称“朕欲亲临渭水，直据长安”之语。
而宋军退兵中途，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，持故衣纸钱为亡者招魂，闻哀鸿遍野。
噩耗传到东京，“关右震动，仁宗为之旰食”。“关右”，偏僻荒远的地区；“旰食”，整天吃不下。
宋仁宗怒贬户部尚书、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、范仲淹。
**吕夷简连连惊呼“一战不及一战，可骇也!”
当地民间流行一首《边地谣》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骨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此时正在知泾州任上，大设牛酒迎犒士卒，在佛寺设*祭祀阵亡将士，抚恤遗族，使人心得以安定，结果被斥为滥用公使钱。
庆历四年春，藤子京谪守巴陵郡。
李元昊对宋朝的战争，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也给西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
由于战争，宋朝停止了对西夏大宗银、绢、钱的“岁赐”；关闭了边境榷场，禁止西夏所产青白盐入境，使西夏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实惠。
西夏境内的粮食、绢帛、布匹、茶叶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，物价昂贵，“国中为‘十不如’之谣以怨之”。
西夏兵力到战后已处于“死亡创痍者相半，人困于点集”的境地，元昊再发动战争是十分困难的。
宋夏连年战争，元昊也意识到征服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。宋朝在国土和气候上的优势令西夏望尘莫及。
李元昊决计向宋朝求和。
和谈之路一波三折，最终促成夏宋议和的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宋、辽、夏三者关系的变局。
李元昊同辽为“甥舅之亲”，奉行倚辽抑宋、取利于宋之策；辽呢？心思与西夏基本趋同，辽则利用夏宋不睦，向宋施压，赚取好处。
辽国甚至以出卖西夏利益，如把西夏军备、防务等密事告知宋朝。在边境榷场交易中谋取实惠。
这必然引起李元昊的警觉与不满。当时，西夏辽国之间正发生争夺领属部落的争端，导致双方交恶，“甥舅之亲”开始疏远。
李元昊顿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立感，挡在西夏和宋朝之间的安全屏障轰然崩塌，李元昊危机逼近，为**两面受敌后顾之忧，他必须果断同宋朝媾和。
正因为党项族懂得变局之道，故而西夏才能维持一百八十九年的国*，比北宋（不含南宋）国*长出几十年。
好水川战役，促使宋、辽、西夏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。恰恰由于好水川战役，让北宋丧失了安全感，于是朝野开始酝酿一场旨在富民强国的**。
1022年，宋真宗驾崩，太子赵祯即位，是为宋仁宗。其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，负责在仁宗成年前**军国大事。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。
西夏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后，宋夏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，宋军屡战屡败，只得议和，百姓负担加重，各地陆续爆发了多起农民**。北宋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。
宋朝痛下决心，推“庆历新政”。
1039年，同判礼院宋祁上疏，以为国用不足在于“三冗三费”。宋祁说：“今天下有定官，无定员”，“州县不广于前，而官五倍于旧”。
宋祁本人亦拥妓醉饮，宋庠讽刺宋祁说：“听说昨夜烧灯夜宴，穷极奢侈，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饭时么？”
宋仁宗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宋朝对夏战争惨败，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。
仁宗遂罢去**吕夷简，任命富弼、韩琦等为枢密副使，范仲淹、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，于九月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(即《十事疏》)奏折呈给宋仁宗，作为**的基本思路。
仁宗表示赞同，并下诏颁发全国。
1043年，宋仁宗为了缓解**内部出现的多种矛盾，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（相当于副**），富弼为枢密副使推行**。
范仲淹他们提出十项**方案：明黜陟（对官吏升降制定严格的标准）；抑侥幸（限制侥幸入官和升官的机会）；精贡举（严密科举**，为**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）；择官长（严格考核州县两级官员的业绩），均公田（平均分配地方官员的公田）；厚农桑（重视农桑等生产）；修武备（训练军队，整治军备）；减徭役（减轻百姓的工役兵役负担）；覃恩信（落实**各项惠民措施）；重命令（重视**颁布的**法令）。
宋仁宗全盘接受，逐步推行。
庆历新政着力于****的调整，深耕社会与民生。
但“明黜陟”恰恰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。这项**就是要控制他们上升的通道，尤其是这个集团的后代。
要知道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，不仅有**阶级，还包括官僚阶层和皇亲国戚。
在中国封建社会，**封建官僚体制很容易说，但要真正做到，似乎很难成为青天，尤其是在宋代。
在宋代，为了保证“世守禄位”的稳定，统治者参照唐制，扩大并固化了中高级官员对亲属的“恩荫”**。封户可**，爵位亦可**。
通过“恩荫”，以确保官员维护**爵位和封户**。每年都有大量中高级官员的子女获得低级官衔或派遣，宋代恩荫不仅极其普遍，而且极其猖獗。
每每向礼部呈报“恩荫”名录，“臣僚之家、皇室、母亲和后裔都推荐，略无定数，多达一、二十人，不少于五、七人”，“不限愚蠢，尽其所能”。
宋代的州县官、财务官、巡检使等低中级官员，大多由“***”担任。这种相当于官僚**的**，使得官僚机构塞满了有权势的孩子。
长此以往，“阴序之人，塞在仕途上”，“权贵之子，鲜离上国”。意思是，按部就班地考科举，只能被堵在仕途上；官员的孩子，却连京城都不用离开，就可以找到职位。
故而，给他们的后代上升通道设限，无疑像扒了他们家祖坟，难，难于上青天！
范仲淹和富弼的**措施包括“明黜陟”、“抑侥幸”、“精贡举”等，中心思想是裁掉不称职的官员，裁掉冗员，精简机构是**的核心内容。当然，这个大手术是做不到的。
然而，范仲淹和富弼不仅要裁撤庸员，甚至称职的官员也要减薪。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得罪所有官员，尽管北宋官员的薪俸***历朝以来最高的。
当然，为了解决官满为患的问题，裁减冗员无疑正确的选择，可奇怪的是，裁冗竟然靠减少科举**的录取名额实现精简。
这如何会不跟庆历新政的初心南辕北辙？
以上是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一个原因，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。
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“朋党之争”。
朋党之争的典故出自唐朝末年。
从唐宪宗至唐宣宗的四十余年间，朝臣中分成以李德裕为首的“李党”，以及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首的“牛党”两**僚集团。
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为相，主张对藩镇用兵；庶族出身的进士牛僧孺、李宗闵等反对对藩镇过分强硬。李吉甫怒而加以排斥，牛李二党由是交恶。
后来，李德裕任翰林学士，因恶中书舍人李宗闵曾讥其父李吉甫，便故意罗织罪名，指责牛僧孺等在科举**中营私舞弊，于是贬李宗闵为剑州刺史，连带被贬者共十余人。
到牛僧孺等得势，又反过来贬逐李德裕一派。于是牛、李便各自交结宦官，党同伐异，作意气之争。
终使朝无谏官，国乏诤臣；致国是失议，朝政荒废。对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却无心解决。
总的来说，李党世代公卿，支持唐廷抑制强藩；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，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利害相关，主张姑息处之，希望**承认割据事实。
如此腻腻歪歪四十年，宦官乘机干政，终于使强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，直至灭亡。
范仲淹也被对手打入“朋党”之列，**章得象也公开站在了范仲淹的对立面，并攻击范仲淹结“朋党”。
在皇帝的心目中，“朋党”之祸，不仅可危及皇帝权威，甚至危及江山社稷。
“朋党之争”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，一直持续到南宋。由于朋党之争，庆历新政死亡，王安石变法也因党争而夭折。
朋党之争触碰了统治者的神经，也是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二个原因。
平心而论，新政推行过程也存在弊端。
新政措施“太猛”，新政层面“太宽”，新政规模“太大”等，都是新政设计的本质缺陷。
新政推行动员不足，“太猛”则易踢在钢板上；配套措施不到位，“太宽”则易迷失重点；农民在新政中不见效果，“太大”易混淆方向。
对庆历新政的评价普遍负面。
王安石说：“老范的新政赚了个好名声，大家都以为他全凭朋友帮忙。事实上，他任命的那些推行新政的人整天夸夸其谈，不务实事，言而无物，不知所云。”
欧阳修是支持新政的，但他说：“范相把新政想得太容易了，他理想过高，总以为创新求异就是好的。”
1044年，庆历新政不到一年。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**措施，**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，将他贬至邓州（今**邓县），富弼、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**。
庆历新政宣告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