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

白帆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霜降，在院子里站成一排。孝衣是母亲连夜赶制的，用的是家里存了多年的白棉布——那匹布原本是给大姐做嫁妆的。大姐的嫁妆等了一年又一年，最后等来的不是花轿，是一身孝。，是照大哥的旧衣裳改的。领口往下塌，袖子长出一截，风一吹就鼓起来，像一面小小的帆，要把我整个人带向某个未知的地方。我站在那里，缩着脖子，觉得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，贴着我的皮肉走。。她没怎么哭，只是脸色白得像窗户纸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抿得发紫。村里几个婶子在旁边抹眼泪，她反倒去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手背，像是反过来安慰人家。我那时候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有些人的悲伤是往心里走的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黑，最后变成一口井，表面看什么也没有，底下全是水。。从家门口一直排到村口的大槐树底下，拐了弯还看不见尾。村里能走动的人都来了。我走在队伍中间，听见身后有人压着嗓子说话——他们大概觉得六岁的孩子听不懂，或者听不见。但我全听进去了。。、断断续续的交谈里拼出来的。他帮张家的屋顶换过椽子，帮**的**砌过墙，给五保户赵老汉挑过三年水，没收过一分钱。他做木匠活，谁家打个板凳、做个柜子，喊一声就去，工钱从来不开口要，人家给多少是多少，不给也就笑笑过去了。“好人没好命。”有人叹了口气，补了这么一句。。木板很薄，是家里拆了一块门板临时凑合的。四个壮年汉子抬着他，走得慢，步子稳，像是怕颠着他。他脸上盖着一面崭新的**——不是党旗，是村长从大队部翻出来的，说是当年上面发下来没舍得用的布料，村里能拿出来的最体面的东西了。。我看着那面旗，总觉得父亲随时会从底下坐起来，把旗掀开，咧嘴笑着说：“吓着了吧？跟你们闹着玩呢。”。，离家不到二里地，但这二里地走了很久。路不好走，前两天下过雨，泥路还没干透，一脚踩下去，***费劲。我的孝衣下摆拖在地上，沾了泥，沉甸甸的。大哥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放慢了步子，让我走在他旁边。，坑已经挖好了。。土是黑的，很松，一锹下去能带起一股潮湿的腥气。那种味道我至今记得，像是地下有什么东西在呼吸，憋了很久，终于等到了开缝的时候。。她站在坑边，突然挣脱了搀她的手，往前迈了两步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旁边一个婶子已经伸出手准备扶她，以为她要跳下去，或者晕过去。
但她只是站在那里，低头看着那个长方形的坑。看得很久，久到风停了，久到有人开始不安地换脚。
“他怕冷。”母亲终于开口了。
声音不大，但山坡上安静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“多填点土，压实些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像在交代一件寻常的事。旁边几个婶子反而哭出了声。
填土的时候，大哥第一个上前。他蹲下去，双手捧起一抔土，手在抖，抖得很厉害，但土撒得很匀，不偏不倚地落在木板上。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然后是大姐。大姐哭得不像样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手里的土撒得到处都是，多半撒在了坑外面。
轮到我了。
我蹲下来，把两只手**土堆里。那土是凉的，比我想的要凉得多，凉得手心发麻。我捧起一抔土，觉得它重得不可思议，像是把一整片天捧在了手心里。
土落下去，砸在木板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
咚。
不像是土落在木头上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底下回应了一声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走在最后面。队伍散散漫漫的，有人开始说话了，甚至有人笑了一下——不是那种高兴的笑，是大人用来掩饰什么的那种笑，干巴巴的，像没熟透的柿子，咬一口就涩住了。
我回头望了一眼。
那个新坟包在灰蒙蒙的天色下，孤零零地蹲在山坡上，像大地长出的一个*子。几只乌鸦落在旁边的老槐树上，叫了几声，难听得要命。后来我读到鲁迅写的“乌鸦的叫声是呀呀的”，觉得不对，那天的乌鸦不是“呀呀”，是一种更粗更哑的声音，像生锈的铁门被风吹动，一开一合，怎么也不肯关上。
走下山坡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
父亲最后一次出门那天，是个晴天。他把我架在脖子上，在院子里转圈。我吓得尖叫，又笑得喘不过气，两只手死死揪着他的头发。他的胡子扎着我的腿，很*，我一躲，他就故意用下巴蹭我。
“小六子，”他说，“等爸回来，给你做个木马。”
我说：“要大的。”
“好，大的。”
“要能摇的那种。”
“好，能摇的。”
他就这么走了，肩上扛着他那把刨子，步子很大，背很直。走到巷口还回头冲我挥了挥手。
木马始终没有做成。
那天晚上，家里的气氛不一样了。
不是那种悲伤的沉默——悲伤的沉默是有重量的，像棉被，压着人，但也暖着人。那天晚上的沉默不一样，是一种紧张的、小心翼翼的安静，像一张拉满了的弓，谁也不知道箭会射向哪里。
母亲在灶台前忙活，做了一锅面疙瘩汤。她一直背对着我们，背影瘦得像一根柴，我总觉得一阵风就能把她吹折。但她没有倒，她一直站在那里，搅着锅，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大哥坐在门槛上抽烟。那是他第一次抽烟，从村里小卖部赊的，最便宜的那种。他呛得直咳嗽，咳得脸通红，但没有停。一根接一根地抽，火光在暗处一亮一灭。
二哥在磨刀。不是菜刀，是那把柴刀。霍霍的声音响了一夜，后来我睡着了还在梦里听见。我不知道他要磨那么快干什么。
我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听着这些声音。面疙瘩汤做好了，母亲叫大家吃饭，我假装睡着了。她走过来看了看我，帮我掖了掖被角，手指碰到我脸颊的时候是凉的。
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出去了。
我听见她在隔壁的灶房里，终于哭了出来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一种很小声、很小声的哭，像是怕吵醒什么人。那声音闷闷的，像是她把脸埋进了那匹还没来得及做成嫁妆的白棉布里。
那天晚上，我蜷在被窝里，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六岁的身体里扎下了根，发了芽。
那是一种模糊的、说不清楚的认知：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失去了什么就停下来等你。它不会。它只会把你往前推，逼着你跑，逼你在奔跑里学会用一条腿跳着往前走，一瘸一拐的，但还在走。
霜降已经过了。地里的白菜该收了，麦子该种了。日子还得过下去。
第二天早上，大哥把烟掐了，扛起锄头下了地。
二哥把柴刀磨好了，别在腰后，上山砍柴去了。
三哥四哥去上学。
大姐把孝衣叠好，收进了柜子里，然后开始做饭。
母亲从灶房出来，眼睛肿着，但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。她看见我站在院子里，走过来，蹲下身，把我孝衣上过长的下摆卷起来，用针线粗粗缝了几针。
“别拖地上了，”她说，“脏。”
她缝得很认真，一针一线，像是在缝一件新衣裳。
我站在院子里，穿着被改短了的孝衣，风还是从领口往里灌，但没那么鼓了。
我想起父亲欠我的那个木马，想起他说“好，大的”的时候，眼睛里亮亮的光。
后来我长大了，见过很多种死亡，听过很多种哭声，但再也没有哪一种，像那个霜降的早晨一样，把一个人从里到外地改变过。
有些日子，活着就是为了撑过去。
撑过去了，就是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