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

图书馆的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任成林就明白了一件事：这里的饿和大巴山不一样。，是半夜被胃酸呛醒之后只能灌一瓢凉水的绝望，是看到猪食都觉得美味、恨不得趴下去和猪抢着吃的疯狂。这里的饿不是胃里的，是眼睛里的，是心里头的。食堂里有饭，馒头八分钱一个，稀饭五分钱一碗，他口袋里的钱买得起。但他不敢多花。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，因为那笔天文数字般的学费还欠着，像一座山压在头顶。，光靠省钱是没用的。欠着五千八百六十五块学费，加上住宿费三百，他口袋里的两千五百多块撑不了多久。他必须挣钱。而且不能是死挣钱——他需要的是既能挣钱、又能为将来铺路的活法。：“读书是娃儿唯一的路。”但张德茂没有说，读了书之后怎么走。任成林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就观察过，那些从农村考出去的学生，有的人毕业后还是回了农村，有的人却留在了城市。区别不在于成绩好坏，而在于他们会什么、认识谁、能干什么。他那时候就暗暗想过：如果有一天他走出去了，他不能再像父辈那样只会下力气。下力气的人，永远在最底层。，在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变得更清晰了。他在县城陈志远家住的那几天，不是光在练走路姿势。他去了县城的新华书店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翻完了两本书——《广告文案写作》和《策划入门》。他把里面有用的东西抄在一个小本子上，塞进旅行箱的夹层里。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以后用不用得上，但他知道，如果他只会教书，那他这辈子就只能教书。，他没有急着到处找活干。他先花了一个星期把学校周边摸了一遍。学校在自贡市区，周围有不少小公司、小商铺，还有几个正在开发的楼盘。他注意到一件事：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广告公司，门面不大，但门口贴着**启事，招文案策划实习生。他站在那家店门口看了很久，没有进去。他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不会，去了也是碰壁。但他把那个地址记下来了。，他做了一件事。他去图书馆把能找到的广告类书籍全部翻了一遍，挑了几本最重要的，借出来，每天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看。他一边看一边做笔记，笔记本用废作业本的反面订的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他研究什么是广告文案，什么是市场定位，什么是消费者心理。他把那些术语一个一个地啃下来，不懂的就记下来，第二天去问老师——不是问广告老师，中文系没有广告课，他问的是写作老师刘教授。，教写作课，在《自贡日报》发过不少文章，在学校里算是个名人。任成林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，刘教授正在办公室里看报纸。任成林站在门口，敲了敲门。“刘老师，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。”，看了他一眼。“你是哪个班的？中文系九七级的，任成林。什么事？我想问一下，广告文案的写作，跟文学写作有什么区别？”，然后笑了。“你这个问法，倒是新鲜。坐吧。”，刘教授给他讲了半个小时。从广告的本质讲到文案的技巧，从消费者心理讲到品牌定位。任成林听得入神，笔记记了好几页。临走的时候，刘教授说：“你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，可以去看看《现代广告》杂志，学校图书馆有。另外，我认识《自贡日报》广告部的一个朋友，回头帮你问问，看有没有实习的机会。”
“谢谢刘老师！”
从那天起，任成林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找刘教授请教。他不光问广告文案，也问市场调查报告怎么写、活动策划方案怎么弄。刘教授觉得这个学生有意思——别的学生找他，都是问**怎么过、论文怎么写，只有这个任成林，问的全是课堂之外的东西。
“你是想以后干这个？”刘教授有一次问他。
“想试试。”任成林说，“我不想只当老师。”
刘教授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“行，我帮你留意着。”
十一月的时候，机会来了。刘教授介绍他去《自贡日报》广告部帮忙——不是正式实习，是打杂，没有工资，但能学到东西。任成林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他每个周末去报社，帮广告部的老记者整理资料、校对文稿、跑腿送文件。别人不愿意干的杂活，他抢着干。干完活，他不急着走，站在旁边看别人怎么写文案、怎么跟客户沟通、怎么修改方案。他看得仔细，听得认真，回去之后把看到的、听到的记下来，琢磨半天。
报社广告部有个姓陈的记者，三十出头，是写文案的好手。他看任成林勤快，又肯学，偶尔会指点他几句。“写文案跟写文章不一样，文章是给人看的，文案是给人行动的。你写一篇文章，读者看了觉得好，那是文章好。你写一则文案，读者看了想去买，那是文案好。区别就在这里。”
任成林把这句话记在小本子上，翻来覆去地琢磨。他开始试着写文案。一开始写得很烂，陈记者看了直摇头：“你这是写作文，不是写文案。太文艺了，没人看得懂。”他不气馁，改了又改，改了再改。陈记者被他磨得没办法，只好认真地教他。“你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想问题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想要什么？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？你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，文案自然就出来了。”
任成林像一块干燥的海绵，拼命地吸收着水分。他白天上课，晚上去图书馆看专业书，周末去报社打杂，回到宿舍还要写作业、看课本。他把自己逼得很紧，因为他知道，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。他的口袋里只有两千多块钱，学费还欠着一大笔，他必须在大二结束之前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十二月初，他写了一则文案，是关于自贡一家地方特产店的。陈记者看了之后，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这个可以。你拿去给他们看看，也许能行。”
任成林把那则文案改了又改，确认每一个字都没有问题之后，骑着自行车去了那家特产店。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姓吴，胖墩墩的，说话嗓门很大。她看了文案，又看了看任成林，问：“你是哪个学校的？”
“自贡师专，中文系的。”
“师专的？写这个？”
“嗯，我自己写的。”
吴老板又看了一遍，点了点头。“写得还行。这样吧，你帮我再写几则，我给你算钱。一则二十块，行不行？”
一则二十块。任成林的心脏猛烈地跳了一下。他在工地上搬一天砖才十块钱，洗一个小时碗才换一顿饭。而现在，写一则文案，就能挣二十块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声音尽量保持平静。
他帮吴老板写了五则文案，挣了一百块。那一百块钱，他叠得整整齐齐，塞进裤腰内侧的口袋里，用手按了又按，确认不会掉出来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把手枕在脑后，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想了很久。一百块钱，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他来说，是一个信号——他可以用脑子挣钱，而不是只靠力气。
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这样的机会。他写文案，写市场调查报告，写活动策划方案。他帮学校旁边的小餐馆写广告语，帮社区写文化活动方案，帮街道办写艺术节的策划书。他不要高价，只要比搬砖强就行。慢慢地，他在自贡的“小圈子”里有了点名气——不是多大的名气，就是那些小老板、小商户知道，师专有个学生，写东西不错，价格公道。
大二上学期，他接了一个大活。自贡市要搞一个社区文化艺术节，各区县都要报方案。他通过刘教授的关系，接到了一个街道办的策划方案撰写任务。他在图书馆里泡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查资料、做调研、写方案。他把方案交上去的时候，街道办的主任看了，说：“写得不错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“自贡师专的学生。”
“师专的？”主任有些意外，“我以为你是广告公司的。”
那份方案，他挣了三百块。三百块，够他吃两个月的饭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拿到了一份盖了公章的实践证明。这份证明，他后来找工作的时候，用上了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。任成林瘦还是瘦，颧骨还是突出的，但他的眼睛更亮了。那种亮不是被压到极致之后反弹出来的光，是一种看到方向之后、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的笃定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——他在用大学剩下的时间，为自己铺一条路。一条不用回村小教书的路。
他的成绩依然在班里名列前茅。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，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。他上课认真听讲，作业按时完成，**认真准备。他不是为了拿奖学金——他拿不到，奖学金要看综合表现，他的综合表现在打工上扣了太多分。他读书，是因为他知道，那些课本里的知识，将来总有一天会用上。写作课、文学史、现代汉语，每一门课他都不敢马虎。他写的文案之所以能卖出去，不是因为他会写广告词，而是因为他知道怎么用文字打动人。那点本事，是从中文系的课堂里学来的。
期末**的时候，他考了全班第二。比上学期进步了一名。王老师在班会上表扬了他，说：“任成林同学一边打工一边学习，还能考到全班第二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”
教室里响起了掌声。任成林坐在最后一排，低着头，脸有些发烫。他不喜欢被表扬，不喜欢被关注。但他知道，他正在变成他想成为的那种人——一个不靠力气、靠脑子吃饭的人。
寒假前的最后一个星期，他去找了刘教授。刘教授在办公室里整理东西，看到他来，笑了笑。
“成林，下学期有什么打算？”
“刘老师，我想继续写东西。我想试着给杂志社投稿。”
“行啊，”刘教授说，“你写的东西我看了，有灵气，但还缺火候。多写，多投，别怕退稿。我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。”
“谢谢刘老师。”
刘教授从抽屉里拿出几本杂志，递给他。“这几本文学杂志，你拿去看看。上面有投稿地址和征稿启事。你可以试着投一投，挣点稿费。”
任成林接过杂志，翻了翻。他知道，稿费不多，一篇稿子几十块钱，但那是另一种可能——不是写文案、写方案那种为别人写的，是为自己写的。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，从高中就有，但从来没有说出口：他想写东西。不是广告文案，不是策划方案，是他自己的东西。大巴山的炊烟，父亲的沉默，母亲的围裙，张德茂走了五里山路送来的录取通知书——这些故事，他想写下来。
但他知道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需要先活下去，先把学费还清，先拿到毕业证。然后，他才能去做那些“以后”才能做的事。
他拿着那几本杂志，走出了刘教授的办公室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教室里传来的讲课声，嗡嗡的，像一群蜜蜂在飞。他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，停下来，看着窗外的校园。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，喊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。图书馆的灯亮着，阅览室里坐满了人。食堂的烟囱冒着烟，晚饭的香味飘过来，是***的味道。
他站在那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空气里有桂花的甜香，有食堂里飘出来的馒头味，有操场上扬起的尘土味。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，让他觉得——这就是大学的味道。
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。那个碎布缝的口袋里，装着他在报社打杂攒下的、写文案挣来的、帮街道办写方案赚来的，零零散散加起来，有八百多块。离那笔欠着的学费，还差五百多。但他不急了。他知道，只要他还在写，还在学，还在往前走，那笔钱迟早能还上。
他转身走回宿舍，脚步比来的时候轻快了许多。他推开宿舍门，六张床，五张空了。同学们都考完试回家了，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学校。他没有回去——回去的路费够他吃半个月，而且他还有活要干。寒假里，他接了一个社区的活儿，帮他们写一份年度工作总结和新年活动方案，能挣两百块。
他坐到床沿上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笔记本。那是他从入学就开始写的，里面记着他所有的工作——什么时候帮谁写了什么，挣了多少钱，对方怎么评价的。他翻开最后一页，用笔工工整整地写上：一九九八年十二月，帮某某街道办写社区文化艺术节策划方案，收入三百元。对方评价：方案可行，文字流畅。
他合上笔记本，塞回枕头底下。然后他躺到床上，把手枕在脑后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水渍，一圈一圈的，像年轮。他盯着那些水渍，想了很多事情。想下学期怎么把学费凑齐，想毕业之后去哪里，想刘教授说的“多写、多投”，想那些他还没有写出来的故事。
他想起大巴山的炊烟，想起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，想起母亲绞烂的围裙边角，想起张德茂走了五里山路送来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些画面，像一帧一帧的电影，在他脑子里转。他想把它们写下来，但他知道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还没有那个能力，也没有那个时间。他需要先活下去，先把路走稳。然后，等他有一天站住了，站稳了，他再回过头来，把这些故事一个一个地写出来。
窗外，月亮慢慢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，照在宿舍楼的水泥地上，白花花的，像铺了一层霜。远处的大巴山在黑暗中沉默着，像一头蹲伏的巨兽。他知道，那座山里有一间茅草屋，茅草屋里住着他的父亲和母亲。他们不知道他在写文案、写方案、给杂志社投稿，不知道他在为一个不回村小的未来拼命。他们只知道，他在读大学，在吃**粮，在过一种他们想象不到的生活。
他闭上眼睛，嘴角微微翘起来。明天还要去社区，后天的火车票回大巴山，过年的时候，他要给父亲买一条烟，给母亲买一件棉袄。用他自己挣的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