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

出来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秋天。他出来那天，没有人来接他。，眯着眼睛看太阳。他在里面待了两年，两年没见过太阳。不是没见过，是见得少。放风的时候能见一会儿，十五分钟，有时候下雨，有时候阴天，真正能晒到太阳的日子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他站在那里，让太阳晒他的脸。晒了大概五分钟，脸上的皮肤开始发烫，像是被人用温水浇了一遍，从表皮烫到肉里，从肉里烫到骨头里。他闭着眼睛，觉得自己的骨头在太阳底下慢慢变软，变软，像是要化了。：“走啦走啦，别站在这里。挡路。”阿东睁开眼睛，看了门卫一眼。门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穿着灰蓝色的制服，**歪着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，杯子上印着“*****”，红字已经磨掉了大半，只剩一个“人”字还看得清。他认识这个门卫。两年了，每天放风的时候，这个门卫就站在操场的边上，端着那个搪瓷杯，看着他们走圈。走快了不行，走慢了也不行，停下来更不行。十五分钟，一圈一圈地走，像驴拉磨。，没说话。转过身，沿着门口的马路往城里走。，是进去的时候穿的那件。洗了两年，洗得发白，领口松得像张开的鱼嘴，下摆磨出了好几道口子。裤子是一条灰布裤，膝盖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是里面一个犯人的手艺，他说他在外面是裁缝，因为偷布料进来的。鞋子是一双解放鞋，绿色的，鞋头破了一个洞，露出里面的脚趾头。他把脚趾头往里缩了缩，缩不进去，洞太大了。。是看守所发的，说是“出狱补助”，一年六十，两年一百二。他把钱折好，塞进裤兜最深处，拍了拍，确定不会掉出来。除了这一百二十块，他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地方去。**在他进去的第二年死了。他是在里面知道的。管教把他叫到办公室，递给他一张纸条。纸条是邻居赵婶写的，歪歪扭扭几行字：“阿东，**走了。肺病，没受什么罪。后事我帮你办了，你别惦记。好好改造，出来好好做人。”他站在管教办公室里，把那几行字看了三遍。然后他把纸条折好，放进口袋里。管教看了他一眼，问他，要不要回去奔丧。他说，不用了。管教没再说什么。。躺在床上，盯着上铺的床板。床板上有人用指甲刻了几个字，歪歪扭扭的，他看不清是什么。他把手指头伸上去摸，摸出来三个字——“我想家”。他把手指头缩回来，攥着拳头，攥了一整夜。没有哭。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不是不想哭，是哭不出来。眼泪这种东西，好像也有用完的时候。**活着的时候，他经常哭。摔跤了哭，被人打了哭，**不及格哭。**就骂他，哭什么哭，一个男孩子，哭有什么用。后来他就不哭了。不哭了，**反倒不骂了。**看着他，眼神里有一种他说不上来的东西，后来他知道了，那是心疼。，到了县城。县城不大，一条主街，两边是低矮的楼房，最高的也就五层。街上人不多，三三两两的，骑自行车的，走路的，蹲在路边抽烟的。街两边的店铺开着门，卖衣服的，卖杂货的，卖早点的。包子铺的蒸笼冒着白汽，一团一团的，在风里散开，带着猪肉大葱的气味。他站在包子铺门口，摸了摸口袋里的钱，犹豫了一下，走了进去。要了三个包子，一碗稀饭。包子两毛一个，稀饭一毛，一共七毛。他吃了二十年包子，从来没有觉得包子这么好吃过。皮是软的，馅是香的，咬一口，汤汁流出来，烫得他嘶了一声。他三口两口吃完了，又买了两个。一共花了九毛。他走出包子铺，站在街上，打了一个饱嗝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暖烘烘的。他站在阳光里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，走到头，又走回来。走到县电影院门口，看见一张海报，是***的《旺角卡门》，已经上映了好几天了，海报被风吹掉了一个角，***的半边脸耷拉下来，像一个打了败仗的人。他站在海报前面，看了很久。不是看***，是看“旺角”两个字。旺角，**。他听人说过，**有很多机会，只要肯干，就能挣到钱。他也听人说过，很多人去了**，去了广州，去了海南，挣了大钱。他站在那里，心里头有一个念头冒出来——去南方。可他连去南方的车票都买不起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，还剩一百一十九块一毛。去广州的火车票要六十多块，剩下的钱够他活几天？活完了呢？，看了看发车时刻表。去省城的车一天两班，上午八点和下午两点。车票八块。从省城坐火车去广州，票价大概五十多块。他算了算，如果坐明天的车，到广州还能剩六十多块。六十多块，够他活一个月。一个月以后呢？他站在时刻表前面，站了很久。然后他转身走了。他需要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，想一想。，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店。在一条巷子里面，招牌上的灯管坏了一根，“兴”字只剩一个“兴”的下半截，歪歪扭扭地亮着。老板娘是个胖女人，坐在柜台后面织毛衣，头也没抬。“住店？住。多少钱一晚？单间两块。通铺五毛。”
“通铺。”
老板娘抬起头来，看了他一眼。目光在他的衣服上停了一下，又移开了。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，扔在柜台上。“后院，左手第二间。厕所在院子尽头。十点锁门。”
他拿了钥匙，走到后院。院子不大，水泥地，有几处裂了缝，从缝里长出几根草，黄了，耷拉着。靠墙有一排水龙头，锈迹斑斑的，滴着水，一滴一滴的，在安静的后院里听着特别响。他找到了左手第二间，推开门。里面是一间很小的房间，一张上下铺，铺着灰色的床单，洗得发白。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个脸盆架。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盆，盆里有一块肥皂，已经用得只剩薄薄一片了。窗户很小，开在很高的地方，透进来一点光，灰蒙蒙的。他走进去，把门关上，坐在下铺。床板硬邦邦的，硌得他**疼。他躺下来，盯着上铺的床板。上铺没有人，空荡荡的，床板上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指甲刻的字，没有“我想家”。他盯着那片空白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**。
**姓刘，叫刘秀英。一个很普通的名字，跟这条街上的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普通。她一辈子没出过这个县城，最远去过省城，还是年轻的时候，跟着供销社的车去进货。她说省城很大，人很多，楼很高，她站在街上，觉得自己像一粒沙子，风一吹就找不到了。后来她就不去了，就在县城里待着，在纺织厂上班，三班倒，一个月挣四十多块。**走得早，他三岁的时候，爸得了一个什么急病，没送到医院就没了。**一个人把他拉扯大。他记得***手，很瘦，骨节突出，手背上青筋一根一根的，像蚯蚓爬在皮肤底下。那双手冬天的时候会裂口子，一道一道的，很深，有时候会渗出血来。她用胶布缠着，缠得手指头都弯不过来。他小时候不懂事，嫌***手粗糙，摸在他脸上像砂纸。**就笑，说，嫌粗糙就别让我摸。他又不让，非让她摸。她就摸，轻轻地摸，用那些缠着胶布的手指头，在他脸上慢慢地摸，从额头摸到下巴，从下巴摸到耳朵。他闭上眼睛，觉得那些胶布是软的，那些裂口是不存在的，***手是世界上最软的手。
他睁开眼睛，盯着上铺的空白。他没有哭。他很久没有哭了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到那叠钱，一百一十九块一毛。他把它拿出来，数了一遍，又数了一遍。一百一十九块一毛。他把它折好，塞回口袋。他闭上眼睛，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——去南方。去广州，去**，去海南。去哪里都好。离开这个县城，离开这些他认识的人和认识他的人。去一个没有人知道他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他要挣钱。挣很多钱。挣够了钱，回来给**修坟。***坟是赵婶帮着弄的，一个土堆，插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“刘秀英之墓”。木牌被雨淋了一年多，字已经模糊了。他要给她立一块石碑，刻上她的名字，刻上生卒年月，刻上“慈母刘秀英之墓”。他要让别人知道，这个坟里的人，有人记得。
他在那个念头里睡着了。没有做梦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阳光从高处那个小窗户里照进来，照在他的脸上，暖烘烘的。他坐起来，把被子叠好，放在床上。他走出房间，到院子尽头的水龙头那里洗了一把脸。水很凉，凉得他打了个哆嗦。他用袖子擦了擦脸，走回房间，把钥匙拿上，去前面找老板娘退房。老板娘还在织毛衣，头也没抬。他把钥匙放在柜台上。
“不住了？”
“不住了。”
“通铺五毛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，放在柜台上。老板娘收了钱，继续织毛衣。他走出旅店，站在巷子里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暖烘烘的。他沿着巷子走到主街上，找了一家早点摊，吃了一碗馄饨，两个烧饼。花了一块二。然后他往汽车站走。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很稳。他要去买票，去省城，去广州，去南方。他不知道南方有什么在等他，可他必须去。他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工作，没***。只有一个土堆，一块木牌，几行模糊的字。他要走了。走之前，他要去看看**。
他走到城南的坟地。坟地在县城外面的一个小山坡上，周围是一片荒地，长满了草，黄了，在风里沙沙地响。***坟在坡中间，一个不大的土堆，上面长了几根草，已经枯了。木牌还在，歪了，被风吹得斜插在土里。他蹲下来，把木牌扶正，把上面的土拍掉。字确实模糊了，“刘秀英”三个字只剩“刘”还看得清，“秀”剩半个，“英”只剩一个“央”。他蹲在那里，看着那块木牌，看了很久。他伸出手来，用手指头摸了摸那几个字，摸到了木头的纹理，摸到了雨水冲刷出来的沟壑，摸到了“刘”字那一撇的尾巴。他把手指头缩回来，攥着拳头。他没有哭。他站起来，在坟前站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往山下走。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过头去，看了一眼。土堆在风里安安静静地躺着，木牌歪歪斜斜地站着，像一个站不稳的人。他看了几秒钟，转过身，继续走。这一次没有回头。
他走到汽车站，买了去省城的车票。八块。售票员是个年轻女人，扎着两条辫子，脸上有几颗雀斑。她把票递给他，看了他一眼。他接过票，说了声谢谢。她没说话。他走到候车室，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。候车室里人不多，几个背着大包小包的民工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，一个在角落里打瞌睡的老头。他坐在长椅上，把票攥在手里，攥得手心都出了汗。他在想，到了省城，到了广州，到了南方，他要做什么。他什么都不会。他只会搬砖，扛水泥，干力气活。他只有一双手，一条命。可他不怕。他年轻，有劲儿，能吃苦。他什么都不怕。他只怕一件事——怕挣不到钱。挣不到钱，他就没法给**修坟。挣不到钱，他就没法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。他不想再跪着了。跪了太久了，膝盖都跪出了茧。他要站起来。
他坐在候车室里，等着那班开往省城的车。阳光从候车室的窗户里照进来，照在他身上，照在他那双破了一个洞的解放鞋上。他把脚趾头往里缩了缩，缩不进去。他低下头，看着那个洞，忽然想起**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脚趾头露出来了，就是该往前走的时候了。”他不知道**什么时候说的，也许是小时候，也许是长大以后，也许是某一个他已经忘了的日子。可这句话他想起来了。他盯着那个洞，盯着那只露在外面的脚趾头，忽然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很轻，很淡，嘴角歪着，眼睛没光。可他笑了。他把脚趾头从洞里伸出来，让它露在外面。它该露出来了。他该走了。
下午两点，车来了。一辆破旧的大巴，车身上的漆掉了一块一块的，像一个人得了皮肤病。他上了车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。车窗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左上角一直裂到右下角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他盯着那道裂缝，想起旅店房间里那块空白的上铺床板。没有字，什么都没有。空白的，干净的。新的开始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了摸那叠钱。还有一百零九块四毛。够他到广州了。到了广州，他就要靠自己了。他不怕。他有手，有脚，有一百零九块四毛。够了。
车开了。县城在窗外慢慢地往后退，退得很慢，像一个人舍不得走，走一步，回头看一眼。他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那些他熟悉的东西往后退——汽车站，电影院，主街，包子铺，纺织厂的大门，他小时候上学的学校，他住过的那条巷子。他在那条巷子里住了二十年，从三岁住到二十岁。巷子很窄，两边是低矮的平房，墙皮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碎砖。他家的门是黑色的，漆掉得差不多了，露出底下的木头，木头裂了好几道缝。他小时候放学回家，隔着那道裂缝往里看，看见**在屋里做饭，背对着他，弯着腰，在切菜。他看了很久，才推门进去。**回过头来，看他一眼，说，回来了？洗手吃饭。他说，好。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好的话。回来了。洗手吃饭。
现在他走了。没有人等他回去了。没有人跟他说“洗手吃饭”了。他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那些东西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，消失在了地平线上。他转过头来，看着前方。前方是路，很长，弯弯曲曲的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没有哭。他很久没有哭了。他在心里对**说，妈，我走了。我去挣钱了。挣够了钱，回来给你修坟。你等我。他在那个念头里睡着了。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，像一个摇篮，摇着他，摇进了南方。他不知道南方有什么在等他。可他必须去。他要去活着。好好地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