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
录取通知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大巴山深处的任家*，热得像一口蒸笼。。、八日、九日这三天，他在县城参加了高考。考完最后一门的那天下午，他走出考场，站在县中的大门口，太阳白花花地砸在头顶上，他的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，但他不觉得热。他只觉得空。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，轻飘飘的，风一吹就要倒。三年的高中，一千多个日夜，饥饿、焦虑、恐惧、希望，全部压缩在那三天里，像一颗被压到极致的弹簧，终于弹了出去，然后——什么都没了。。，等分数线，等录取通知书。每一步都是一道关，每一道关都可能把他踹回磨滩坪。他****，各种各样的梦。梦到自己考了全县第一，梦到自己落榜了，梦到录取通知书被风吹走了，他追啊追啊，怎么都追不上。每次从梦里惊醒，都是一身冷汗，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，分数出来了。他让在镇上的同学帮忙查的，托人带了口信回来——上线了，超过专科线三十多分。任成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地里掰玉米。他手里的玉米棒子掉在地上，滚了两圈，停在垄沟里。他蹲下来，把脸埋在膝盖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旁边的玉米叶子划破了他的胳膊，血珠子渗出来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。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天边还剩一抹橘红色的晚霞，像是谁用刷子在天上胡乱抹了几笔。任成林正在院子里劈柴，妹妹任成秀从外面跑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脸涨得通红。“哥！哥！张老师来了！张老师来了！”。他看到张德茂从村道那头走过来，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。夕阳的余光照在他的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细，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线。，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任成林。信封已经被汗水浸得发软了，上面的字迹有些洇开，但还能看清——“渠县××乡××村××组 任成林同志收”。寄信人地址是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办公室。“成林，你的录取通知书。”张德茂的声音在发抖。，手指也在发抖。大红色的信封，“录取通知书”五个大字熠熠生辉。，用指甲沿着封口小心翼翼地撕开。里面是三张纸，一张录取通知书、一张粮油户口迁出手续、一张入学须知。，中文系，专科三年制。请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五日至九月七日前来报到。然后是落款和大红公章。
他把那张纸看了三遍。第一遍看的是“录取”两个字。第二遍看的是“中文系”三个字。第三遍看的是报到日期——九月五日至七日，还有将近一个月。
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张纸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张德茂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眼眶红红的。“好，好。我就知道你能考上。任家*出大学生了，任家*终于出大学生了。”
任成秀在旁边又蹦又跳，拍着手喊：“我哥考上大学了！我哥考上大学了！”
她的声音很大，在寂静的山村里传出去很远。邻居家的狗叫了起来，远处有人推开门往外看。任守田从灶房里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稀饭，看到儿子手里的那张纸，碗差点掉在地上。
“考上了？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似的。
“考上了。”任成林把通知书递给他。
任守田接过去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。他认字不多，但“录取”两个字还是认识的。他的手指在那两个字上摩挲了一下，粗糙的指腹刮过纸面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然后他把通知书递还给儿子，转身走进灶房，把那碗稀饭放在桌上，蹲在灶台后面，半天没有出来。
后来任成林才知道，父亲蹲在灶台后面哭了。无声无息地哭，眼泪掉在灶台上的灰里，一个一个的小坑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当天晚上就传遍了整个任家*。第二天天不亮，就开始有人上门了。二伯任守田家第一个来的，提了一篮子鸡蛋，放在灶房的桌上，说：“成林有出息了，咱们任家祖坟冒青烟了。”然后是姑姑家、舅舅家、姨娘家，然后是邻居们，陈大勇的爸、隔壁的王婶、坡下的刘叔。每个人都带着东西，鸡蛋、**、干蘑菇、红薯粉，都是山里能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。
任成林站在院子里，一个一个地鞠躬，一遍一遍地说谢谢。他的腰弯了又直，直了又弯，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。他的脸上挂着笑，但笑着笑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赶紧用袖子擦掉，怕被人看到。
但高兴归高兴，高兴完了，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——
钱。
任成林把录取通知书上的收费标准看了一遍又一遍：学费每年五千八百六十五元，住宿费每年三百元，共计六千一百六十五元。加上生活费，一个学年至少要八千元。八千块，在当时的任家*，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任守田把家里所有的积蓄翻了出来，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瓦罐里，用破布包着。他一张一张地数，十块的、五块的、一块的，甚至还有五毛的、两毛的。数了两遍，一共三百四十七块六毛。
三百四十七块六毛。离八千还差七千六百五十二块四毛。
任守田蹲在地上，看着那一堆钞票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把钱重新包好，塞回瓦罐里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说：“我去借。”
借钱的日子，从那天就开始了。
但这一次借钱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难。原因很简单——时代变了。
一九九七年，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。那一年，**教委出台了新的**，大中专毕业生不再包分配。这个消息传到任家*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炸了锅。“不包分配了？那读大学还有什么用？花了那么多钱，读出来还是没工作，不如早点出去打工。”
与此同时，打工潮已经席卷了整个大巴山地区。村里的年轻人，几乎都去了广东、福建、**、江苏。任成林的哥哥任成军，前年就去了广州，在一家电子厂拧螺丝，一个月挣六百块。六百块！在任家*种一年的地，刨去成本，也就挣个五百多块。出去打工一个月，顶得上在家种一年的地。
这种对比太强烈了。强烈到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读书的意义。
任守田先去的是二伯家。
二伯是任守田的亲哥哥，住在村东头，是磨滩坪日子过得最殷实的人家。喂了两头猪，种了十几亩地，儿子任成兵在镇上开了一个修理铺，听说生意还不错。任守田提着两斤**去了二哥家，坐在堂屋里，吭哧了半天，才开口：“二哥，成林考上大学了，学费还差一些，你看能不能……”
二伯沉默了很久。他坐在八仙桌旁边，手里端着一杯茶，茶已经凉了，他没有喝。他的老婆站在灶房门口，探着头往这边看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看一出与自己无关的戏。
“守田啊，”二伯终于开口了，“不是我不帮你。你也知道，成兵在镇上开店，刚投了不少钱进去，手头也紧。再说，现在读大学不包分配了，花那么多钱供个专科，值不值得哦？”
“值得。”任守田说，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
二伯看了他一眼，叹了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，放在桌上。“我就这么多闲钱了，你拿去用吧。不用还了。”
两百块。任守田看着那两张钞票，嘴唇动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“谢谢二哥。”
他拿起钱，站起来，走出了二伯家的堂屋。走到院子里的时候，他听到二伯母在灶房里小声说：“两百块也是钱啊，打水漂了。读什么大学嘛，早点出去打工不好吗？”
任守田的脚步顿了一下，但没有回头。他攥着那两百块钱，走回了家。
然后是姑姑家。姑姑嫁在隔壁村，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家里三个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姑姑看到任守田来了，眼泪就下来了：“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们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三个娃儿吃饭都成问题……”
她从柜子里翻出五十块钱，塞到任守田手里。“就这么多了，你别嫌少。”
任守田把钱攥在手心里，手心里全是汗。“不嫌少，不嫌少。”
然后是舅舅家、姨娘家。舅舅在镇上做点小生意，条件比别人好一些，借了一百块。姨娘在农村，家里也困难，借了三十块。
亲戚借遍了，又找邻居借。磨滩坪的人都不富裕，但听说任守田家的娃儿考上了大学，多少都掏了一些。王婶借了二十，刘叔借了十块，坡下的李老汉借了五块——五块钱，是李老汉卖了两只鸡换来的。
但每一家借钱的背后，都伴随着同样的话——
“守田啊，能考上大学是好事，但我们是啥子家庭你要看得懂，再说现在读书还有什么用？不包分配了，读出来还不是要自己找工作？”
“你看你家成军，在广州一个月挣好几百，多好。成林就算读出来了，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吗？”
“花那么多钱供个大学生，值不值得哦？我们家那个，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现在一个月也挣五六百。”
“师专而已，又不是啥子名牌大学。读出来还不是当个老师？一个月几百块钱，啥时候能把本钱挣回来？”
这些话像冰冷刺骨的风，从四面八方吹过来，带着刺。
任守田不会反驳。他只是沉默地听着，沉默地点头，沉默地接过那些皱巴巴的钞票，沉默地走回家。回到家之后，他把钱放在桌上，蹲在门槛上，叼着一根没有点的旱烟，一言不发。
李桂兰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整理好，数了一遍又一遍。加上家里的积蓄，总共凑了不到一千块。
九百八十七块三毛。
离学费的五千八百六十五块还差四千八百多，离一个学年八千的总开销，差得更多。
李桂兰坐在灶房里，看着那堆钞票，发了很久的呆。然后她把钱用布包好，塞进瓦罐里，推到床底下。她坐在床沿上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指头绞着围裙的边角，绞了一圈又一圈。
要不……再去找二伯借点？”她试探着说。
任守田没有回答。
“或者找成军寄点回来？他在广州打工，手里应该有点钱。”
“成军的钱要攒着娶媳妇。”任守田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干巴巴的，“不能动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难道不读了？”
任守田没有说话。他把旱烟从嘴里取下来，在手心里磕了磕，站起来，走出了灶房。他走到院子里，站在那棵核桃树下，仰头看着天。天很蓝，蓝得不真实，像一块巨大的蓝布，把整个山坳罩在里面。有几朵白云飘过来，慢悠悠的，像棉花糖。
他站了很久，久到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的山梁上。
任成林站在灶房门口，看着父亲的背影。那个背影很瘦，很驼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，随时都可能倒下去，但就是倒不下去。他看着那个背影，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——不是心疼，是比心疼更深的东西，像一根针，从胸口扎进去，一直扎到胃里。
他知道父亲在为难。他也知道那些借钱时听到的话。他不是**，也不是傻子。他知道村里人怎么看他，怎么看他父亲，怎么看他读的这个大学——不包分配了，师专不值钱了，读书不如打工了。
他没有跟父亲说，但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。
八月十五日那天，任成林对父母说：“我想办个升学宴。”
任守田愣住了。“啥子？”
“升学宴。”任成林的声音很平静，“请村里人吃顿饭，让他们知道我考上大学了。”
李桂兰第一个反对。“办啥子升学宴？哪来的钱？你学费都不够，还办酒席？”
“妈，你听我说。”任成林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像一个比他年龄大得多的人在说话，“我们借钱借了半个月，才借了多少？不到一千块。还差那么多。再去借，也借不到了。不如办个酒席，把亲戚朋友都请来，让大家随点礼。任家*的风俗，红白喜事都要随礼的。升学宴虽然不是红白喜事，但也是喜事，大家总不好意思空手来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他的心里在滴血。他知道，办升学宴收礼金，本质上跟借钱没有区别——都是欠人情。但借钱是主动去求人，一家一家地敲门，一家一家地听那些风凉话；办酒席是别人主动来，礼金给多给少是他们的事，你不需要开口求人。
他想替父亲省掉那些敲门的过程。那些过程太伤人了。他看到父亲蹲在别人家门口、沉默地听着那些话的样子，他不想再看到了。
任守田看着儿子，沉默了很久。他大概猜到了儿子的心思。这个沉默了大半辈子的男人，忽然觉得眼眶有些热。他低下头，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，然后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李桂兰还想反对，但看到父子俩的表情，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办酒席需要粮食，需要肉。任守田拿不出这些钱，但他有一头猪——**里那头半大的架子猪，本来是要喂到过年才杀的，养到年底能长到两百来斤，能卖个好价钱。但现在，他决定提前杀了。
李桂兰这次没有反对。她知道，这是最后一招了。如果这招也不行，那就真的没办法了。
杀猪那天，任成林站在**旁边，看着那头猪。它还不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正低着头在食槽里拱食，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。它的脊背是黑色的，肚子是白色的，尾巴卷成一个圈，一摇一摆的。任成林看着它，心里酸得不行。这头猪是他们家最大的财产，是父母一年的指望。现在，为了他，这头猪要提前死了。
他转身走开了。走到院子后面，蹲在墙角，把脸埋在膝盖上。他没有哭，但他的肩膀在抖。
升学宴定在八月***。
任守田让李桂兰蒸了馒头、做了豆腐、腌了凉菜，又把那头架子猪杀了，炖了一大锅肉。他挨家挨户地去请人，说：“我家成林考上大学了，请大家来喝杯酒。”
这一次，他不是去借钱的，是去请客的。但他的腰还是挺不直。他知道，这些人来了，是要随礼的。请客收礼，在任家*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他任守田这辈子没有欠过谁的人情，这一次，他欠了所有人。
八月***那天，任成林家的院子挤满了人。
任家*三十几户人家，一百多口人，几乎都来了。桌子不够，从邻居家借了七八张，板凳也不够，很多人就站着吃。院子里拉了一盏灯泡，昏黄的光照着每个人的脸，那些脸上有皱纹、有沧桑、有生活的重压，但在昏黄的灯光下，都挤出了笑容。
任守田端着酒杯，站在院子中间，大声说：“各位乡亲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没别的事，就是高兴。我家成林考上大学了，是咱们任家*第一个大学生。我任守田没什么本事，一辈子在地里刨食，但我儿子有出息，我高兴！”
他说着说着，声音就哑了。他低下头，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，然后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干了。
酒是镇上打的散装苞谷酒，五毛钱一斤，辣得嗓子眼发疼。但那天晚上，每个人都喝了很多。
气氛很热闹，但热闹底下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流动。
人们笑着，吃着，喝着，但每个人的笑容底下，都藏着一些别的东西。有人是真的高兴——任家*出了大学生，说出去脸上也有光。有人是凑热闹——有免费的酒肉吃，不来白不来。有人是碍于情面——人家来请了，不来不好看。还有人，是带着一种微妙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来的——不是嫉妒，不是怀疑，是一种“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”的冷漠。
酒过三巡，话就多了起来。
“成林啊，你读这个大学，要花不少钱吧？”有人问。
“学费就要五千多，加上生活费，一年怕是要一万。”任成林如实回答。
“一万？啧啧啧。读三年，那不是要三万块？”
“差不多吧。”
“三万块！天菩萨，这得卖多少粮食哦。”那人摇了摇头，“我家那个在广州打工，一个月挣七八百，一年下来万把块呢。你读三年书，人家挣三年的钱，你毕业出来，人家已经攒了好几万了。”
旁边有人附和：“就是就是，听说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了，读出来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。你看镇上那个**的娃儿，上个月大学毕业的，到现在还没找到正式工作呢，天天在屋头坐起，还不如出去打工的。”
“可不是嘛。我听说以后大学生遍地都是，不值钱了。师专更不值钱，又不是啥子名牌大学。”
“守田也是，非要供娃儿读书。你看成军，在广州打工，一个月挣好几百，多好。成林就算读出来了，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吗？”
这些话，说的人也许是无心，但听的人，字字扎心。
任成林坐在角落里，端着一碗肉汤，一口都没有喝。他的脸上没有表情，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。他知道这些人说的是实话。不包分配了，师专确实不值钱了，读书的性价比确实在下降。但这是他的梦，是他父母**卖铁也要供他走的路，凭什么被这些人说得一文不值？
他没有反驳。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他只是把碗里的肉汤一口一口地喝完，然后把碗放在桌上，站起来，走到院子外面，站在黑暗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大巴山的夜风从山梁上吹下来，凉飕飕的，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味。他仰头看了看天，星星很亮，密密麻麻的，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玻璃。他想起张德茂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大巴山的娃儿，就像这山里的星星，明明亮得很，但就是照不远。”
他不想要这种命运。他要把自己的光照出去，照到达川，照到成都，照到更远的地方。但此刻，他连照亮自己的钱都没有。
酒席上，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任成林身上转移到了酒肉上。划拳的划拳，劝酒的劝酒，笑声一阵一阵的，在夜风里飘出去很远。有人喝多了，开始说胡话；有人吃撑了，靠在椅背上打饱嗝；有人偷偷地把桌上的剩菜装进塑料袋里，准备带回家。
只有张德茂，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风凉话。
他坐在角落里，默默地吃着菜，偶尔抬起头来看一眼院子外面站在黑暗里的任成林。他的眼神里有心疼，也有欣慰。心疼的是这个孩子要承受这么多不该他承受的东西——风凉话、白眼、怀疑、冷漠，以及那头还没长大就被杀掉的猪。欣慰的是，这个孩子没有被**。他站在黑暗里，背挺得很直。
酒席散的时候，已经快半夜了。
人们三三两两地走了，院子里只剩下杯盘狼藉和满地的烟头、骨头。任守田和李桂兰在灶房里数钱。
每个来吃酒席的人都送了礼。五块的、十块的、二十块的，最多的是一家亲戚送了一百块——那是任成林的舅舅，在镇上做点小生意，条件比别人好一些。五块十块的在村上已经不算少了，要知道，当时一个农村劳动力干一天的工钱，也不过十来块钱。
李桂兰一张一张地数，数了三遍。
“两千三百七十五块。”她说。
加上之前借的和剩下的，总共不到三千四。三千三百六十二块三毛。
三千三百六十二块三毛。离学费的五千八百六十五，还差两千五百多，如果加上住宿费、生活费，至少还差两千。
李桂兰把那堆钞票用布包好，塞进瓦罐里，推到床底下。然后她坐在床沿上，发了很久的呆。
任守田蹲在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这一次是真的点了火的。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升腾起来，模糊了他的脸。
“还是不够。”他说，声音干巴巴的，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。
没有人接话。
过了很久，李桂兰开口了：“我去找成芳借借看。”
成芳是任成林的姐姐，嫁到隔壁镇上一个杀猪匠家里。杀猪匠家的日子比磨滩坪好过一些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李桂兰第二天一早走了十几里山路去了女儿家，下午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攥着两百块钱。
“成芳说她只有这么多了，让你先用着。”李桂兰把钱递给任守田，又说了一句，“她让我跟你说，别跟女婿说。”
加上这两百，总共三千五百多块。
三千五百多块。离预计的总数还四千二百多块。任守田又出去借了两天，但连十块钱都借不到了。人们看到他，要么绕道走，要么就是那句话：“守田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手头紧。”
任守田知道，不是手头紧，是不愿意借。借出去的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。供一个大学生要三年，三年之后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，拿什么还？任家*的人不傻，他们算得清这笔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