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
无定河边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：无定河边。。他说，梅花耐寒，在哪都能活。我出生那天是腊月，陕北的冬天冷得能把鼻涕冻成冰棍。我妈说，我生下来的时候不哭，接生婆在我**上拍了两巴掌，我才哇的一声哭出来。爷爷在**外面等着，听见哭声，说：“这丫头，嗓门大，有性格。”，无定河从村口流过。河水是浑的，黄土高原的水都是浑的，但河边的芦苇长得很好，一茬一茬的，秋天的时候白茫茫一片，风一吹像下雪。我小时候总爱去那儿，蹲在河边看芦苇，看它们摇过来摇过去，觉得好看。爷爷说：“芦苇看着软，根扎得深，风吹不倒。人也要像芦苇。”。那时候我才七八岁，只想着玩。但这句话，像一颗种子，落在我心里，许多年后才发芽。。他的手很粗，指节很大，但编席子的时候很灵巧，芦苇条在他手里翻来翻去，像跳舞。他坐在**门口，旁边放一桶水，芦苇泡在水里，软软的。他一边编一边跟我说话。“梅梅，你知道咱这河为啥叫无定河？不知道。因为过去它的河道老是变。今天在这儿流，明天就跑到那儿去了。河水没定性，但河边的芦苇有定性。年年都长，年年都在这儿。”，眼睛看着河的方向，眯着。他的眼睛不好，有白内障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。但他看芦苇的时候，好像能看得很远。。三孔**，一孔住人，一孔做饭，一孔堆杂物。院子里有一棵枣树，是爷爷年轻时候种的，歪歪扭扭的，但每年秋天都结很多枣，也是歪歪扭扭的，却又红又甜。还有一只黑狗，叫黑子，见人就摇尾巴，看家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，我排行老二。，比我大四岁。她长得像我爸，方脸，浓眉，看着厉害，其实心软。她念到五年级就不念了，不是不想念，是念不进去。老师说她的脑子像榆木疙瘩，她生气，把课本撕了，回家跟我妈说：“我不念了，让梅梅念。”我妈打了她一巴掌，她没哭，我妈哭了。，比我**岁。她从小就机灵，嘴甜，见人叫叔叔阿姨，村里人都喜欢她。但她也不爱念书，初中没毕业就跑去县城打工了，在饭馆里洗碗，后来又去了西安，在服装店卖衣服。，比我小五岁。她是家里最小的，也可能是家里没有男孩的原因，老四也是最不省心的。从小就喜欢跑跑跳跳，舞刀弄棒，和男孩子打架是常事，初中没毕业就先后去了体校和武校，后来也跟着三妹去了西安。
我是唯一念到高中的，也是唯一考上大学的。
我爸叫石厚德，是个木匠。他话少，一天说不了几句，但手艺好，方圆十里的人都找他打家具。他的手指头粗短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木屑。他给我打过一个小板凳，枣木的，结实得很，我坐了十几年都没坏。
他对我没什么特别的话，就是那句：“梅梅，你是咱家唯一的希望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，看别处。好像在跟空气说。
我妈叫王秀英，是个裁缝。她话多，一天到晚说个不停，但说的都是些琐碎事——鸡下了几个蛋，面发了没有，谁家的媳妇又生了个娃，和众多的陕北婆姨没有两样。她不说大道理，不说“你是咱家的希望”，她只说：“梅梅，冷不冷？饿不饿？要不要加件衣裳？”
她最拿手的是缝棉袄。
每年冬天，她都要给我们姐妹四个做新棉袄。大姐的旧了改一改，三妹的接一接袖子，四妹的拆了重新絮棉花。但我的，永远是新的。
新布，新棉花，新样子。
我妈说：“你是读书的，穿得体面些，别让人笑话。”
其实没人笑话。村里人都知道我们石家有个念书的丫头，见了我就说：“梅梅，好好学习，给**妈争气。”我点头，心里想着赶紧走。
我不喜欢别人说这种话。压力大。
我十岁那年冬天，我妈给我做了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，面子是赶集买的，棉花是托人从**寄回来的。她坐在炕上缝了好几天，手指头扎了好几次。缝好了，让我试。我穿上，有点大，袖子长了一截。
她说：“大点好，明年还能穿。”
我穿着那件棉袄去上学。同学们都说好看，问我哪儿买的。我说我妈做的。她们说：“**手真巧。”我得意得很，一整天都把袖子挽起来，让别人看见上面的碎花。
那件棉袄我穿了好几年。后来短了，我妈又接了一截，又穿了两年。再后来，实在不能穿了，她拆了，把棉花掏出来，给三妹做了件新的。
我没说什么。但心里有点舍不得。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的事，是跟爷爷去河边看芦苇。
他走得慢，拄着拐杖，我走在他旁边，牵着他的手。他的手很粗糙，掌心全是老茧，但很暖。我们走到河边，找个石头坐下，看着芦苇发呆。
他跟我说很多话。有些我听懂了，有些没听懂。
他说：“梅梅，你知道芦苇为啥能长在河边？因为它的根扎得深。水来了冲不走，风来了刮不倒。人要学芦苇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，不管在哪儿，都要把根扎下去。”
我说：“爷爷，我不想扎在这儿。我想去外面看看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，笑了。他笑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河边的芦苇下被风吹皱的河水。
他说：“那就去。芦苇的种子也是风吹走的。风吹到哪儿，就在哪儿生根。但不管在哪儿生，根都要扎得深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爷爷不只是一个编席子的老头。他说的话，比老师讲的还深。
后来我长大了，去了县城上中学，又去了更远的大庆上大学。每次回家，我都会路过河边看看芦苇。它们还在，一茬一茬的，暑假绿浪翻滚沙沙作响；寒假白茫茫一片，风一吹像下雪。爷爷已经不在了。他走的时候我在大庆，回不来。我爸说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坐在**门口，手里还攥着一根芦苇条。
我妈说：“你爷爷走之前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说，‘梅梅那**，好。’”
我哭了。
那是第一次，因为爷爷的话哭。
大姐嫁人那天，是腊月。
天很冷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。男方是邻县的，姓刘，是个老实人，在砖窑里干活。大姐不愿意，但我爸说：“你也大了，该嫁了。”大姐没说话，低着头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掉。
我妈给她梳头。一边梳一边说：“兰兰，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要懂事，要勤快，别让人家说咱石家的闺女不好。”
大姐不说话，只是哭。
我站在旁边，看着我妈给大姐梳头。她的手法很轻，一缕一缕地梳，像在梳一件易碎的东西。梳好了，扎上**绳，别上一朵红花。
大姐穿着红棉袄，坐在炕沿上，低着头。她的脸圆圆的，眼睛红红的，嘴唇抿着。她很好看，她是我大姐。
鞭炮响了。男方来接亲。大姐站起来，跟着人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我记了很久。不是恨，不是怨，是羡慕。
她羡慕我能继续念书。
我妈站在村口，看着大姐走远。她没有哭，但眼睛红了。她站了很久，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，她也不理。
晚上，我听见她跟我爸说：“兰兰，没念成书，不然……。”
我爸没说话。
我妈又说：“梅梅一定要念。**卖铁也念。”
我爸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我妈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了。不是因为大姐不配，是因为大姐没有机会了。
我考上大学那天，是2006年夏天。
通知书是邮递员送来的，他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，在门口按铃。我跑出去接，手在抖。拆开一看——东北石油大学，社会工作专业。
社会工作是什么？我从填志愿到走进大学前不知道。但考上就行。
我爸把通知书端端正正贴在**墙上的镜框里，又用透明胶粘了几遍怕掉下来。村里人来看，说：“石厚德，你家出大学生了！”我爸不说话，但嘴角翘着，藏不住。
我妈高兴得哭了。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就说梅梅能行。”然后她又担心学费。我爸说：“**卖铁也供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妈做了红烧羊肉。那是最好的陕北的横山羊，过年才有的菜。四姐妹围在桌前，一人夹了一块，我那块最大。我妈说：“梅梅多吃点，到了外面就吃不到了。”
我说：“妈，我会回来的。”
她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离家的那天，是九月。
陕北的秋天已经有了凉意，风吹在脸上干干的，带着黄土的味道。我妈把我的行李塞得满满的——棉袄、毛衣、围巾、手套、几包红枣、一袋小米。
我爸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布包。碎布拼的，红一块蓝一块，针脚密密的是我妈缝的。
“拿着。”他说。
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两千块钱，和一把黄土。
“到了外面水土不服，拿一点碾碎冲水喝。”他说。
我把布包攥在手里，很紧。我说：“爸，我会好好念的。”
他没说话，点了点头。
我走到村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我妈站在**门口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。她没有挥手，只是站着。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，她也不理。我爸站在她旁边，叼着一根烟，烟头的火一明一灭。
我走了几步，又回头。她还站在那里。
又走了几步，又回头。她还在。
拐过山梁的时候，我最后回了一次头。她变成一个小点。然后什么也没有了。
那一小包黄土我后来一直没舍得冲水。它跟着我去了大庆，又去了**。从土变成了灰，从灰变成了粉末。但布包我一直留着，压在箱底。
有时候想家了，我就拿出来闻一闻。
还有黄土的味道。
车轮滚滚，车窗外面的黄土高原。沟沟壑壑，起起伏伏，像老人的脸。太阳照在上面，金黄金黄的，很好看。
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在打瞌睡。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，抱着一个小孩。小孩在哭，她哄着，哼着一首歌。我听不清歌词，但调子很慢，像我们陕北的信天游。
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芦苇。无定河边的芦苇，白茫茫一片，风一吹像下雪。
爷爷说：“芦苇的种子是风吹走的。风吹到哪儿，就在哪儿生根。”
我想，我就是那颗种子。风要把我吹到大庆，吹到**，吹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。
但我不会忘记，我是在无定河边发芽的。
火车哐当哐当地响，两天后，窗外的山慢慢变平了，黄土变成了黑土。陕北远了，米脂远了，石家沟远了。
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布包，硬硬的，一小包。
那是我的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