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
最后的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。。它像一层湿冷的塑料薄膜,紧紧地裹着我的口鼻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腐烂的甜腥气。我知道,那是从我身体里透出来的味道。,宫颈癌晚期。医生说,就这几天了。,像用脏了的抹布。走廊里传来推车的轮子声,护士的脚步声,还有远处隐约的电视声——不知道又在放哪个皇帝的戏。真吵。我想抬手关窗,可手臂像灌了铅,连挪动一寸的力气都没有。,不是铅。是空了。这具身体,就像个被掏空的麻袋,只剩下一层皮松松垮垮地搭在骨架上。“妈。”,看见女儿站在床尾。她穿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,领口的毛有些脏了,手里拎着个塑料袋。“你怎么来了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。“护士打电话,说该交钱了。”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,发出塑料摩擦的窸窣声,“给你带了点香蕉。”。黄澄澄的,三根。有一根的头已经黑了。,可喉咙里堵着东西。不是痰,是别的什么,更厚,更重。“钱…在抽屉里…”我费力地抬了抬下巴,“那个铁盒…钥匙在我枕头下…”,身上的冷气扑到我脸上。没有俯身,没有查看我的脸色,只是径直伸手到我颈下一掏。钥匙串哗啦一声。她的手很凉。。铁盒打开。点钱的声音,窸窸窣窣。“还差三百二。”她说。
“……下个月…退休金就发了…”
“医院能等吗?”她终于看了我一眼,眼神像看一件碍事的旧家具,“要不我把这香蕉退了?”
我闭上眼。
脚步声,塑料袋被重新拎起的声音。门开了,又关上。
我重新睁开眼,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。它的形状像一朵蘑菇云,又像一碗打翻了的豆腐脑。
豆腐脑。
胃里突然抽搐了一下,空的,却疼得尖锐。
十五岁那年的夏天,镇上赶集。我天不亮就起来,挑了五十斤红薯走十里山路,到集市时太阳已经老高。扁担磨破了肩膀,汗水糊了眼睛。卖了红薯,攥着三毛钱,站在豆腐脑摊子前,腿都在打颤。
白的豆腐脑,颤巍巍地盛在蓝边的粗瓷碗里。酱油、醋、辣椒油,最后撒上一小撮香菜末。摊主用勺子轻轻一舀,嫩滑的豆腐脑在勺子里晃动,像刚出锅的鸡蛋羹。
我咽了口唾沫,把钱递出去。
“丫头,你这钱不够。”摊主是个胖大娘,系着油乎乎的围裙,“一碗五分,你这才三分。”
“我…我只有这么多。”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“那不行,都像你这样,我生意还做不做?”
后面有人催促。我捏着那三张皱巴巴的一分钱纸币,退到一边。摊子前热气蒸腾,香味像一只手,死死抓住我的胃。我就站在那里,看别人一碗接一碗地吃。有人加了麻油,有人要了双份榨菜,还有人掰了根油条泡进去。
最后一口,最后一口滑进嘴里。满足的叹气声,抹嘴的动作,放下碗时的轻响。
我站到太阳西斜,站到腿都没了知觉,直到摊主收摊。那碗豆腐脑,到底没吃上。
后来呢?
后来我揣着那三毛钱回家,路上被弟弟抢了去。他买了弹弓,打碎了村长家的玻璃。妈用笤帚抽我,说我没管好钱。那顿打,背上疼了半个月。
可背上再疼,也比不过胃里那个空荡荡的洞。
“37床,该换药了。”
护士推着车进来,掀开被子。我垂下眼睛,看见自己干瘪的腹部,那道手术后留下的暗红色疤痕像一条狰狞的蜈蚣,趴在蜡黄的皮肤上。纱布揭开,露出溃烂的伤口。**的脓液,粉色的腐肉。
我没觉得疼。疼久了,就麻了。
就像这一生。
15岁辍学,因为家里说“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”。18岁嫁给陈建军,因为爹收了他家三百块彩礼。陈建军,村里有名的混混,整天游手好闲,喝醉了就**。第一个孩子掉了,因为挨打。第二个是女儿,他嫌赔钱货,月子里就逼我下地干活。
我做过什么?
种地、养猪、挑粪。去砖厂搬过砖,去采石场砸过石头。后来进城,在纺织厂三班倒,在饭店后厨洗碗,在医院做护工,给人家当保姆。最苦的时候,一天打三份工,凌晨三点起床,晚上十二点回家,走在路上都能睡着。
可钱呢?
钱给了爹妈看病,给了哥哥娶媳妇,给了弟弟盖房。给了陈建军赌,给了他喝。给了女儿上学,给她买衣服,给她凑嫁妆。
我帮过很多人。
给隔壁孤寡王奶奶送过饭,一送就是三年,直到她走了。在纺织厂替怀孕的工友顶夜班,她后来生了儿子,请我吃红鸡蛋。做护工时,那个没人管的倔老头,我给他擦身子、喂饭,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,老泪纵横,说“你比我亲闺女还亲”。
可谁帮过我呢?
妈说:“你是家里最小的,多干点应该的。”
陈建军说:“你是我老婆,你的就是我的。”
女儿说:“妈,你别总这么苦大仇深的,丢人。”
护士在换药,动作不算轻。碘伏擦过伤口,凉丝丝的。我盯着她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,很年轻,睫毛长长的。她会不会也在心里嫌我?嫌我身上有味儿,嫌我伤口恶心,嫌我赖活着不肯死?
“好了。”她把新纱布贴上,掖好被角,推着车走了。
门又关上。
寂静。
我重新看回天花板上的水渍。看久了,它又不像豆腐脑了,像一张笑脸,在嘲笑我。
林晚星,你这一生,活了个什么?
活了53年,苦了53年。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驴,一圈一圈,以为往前走,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。磨盘是家,是男人,是孩子,是那些永远还不完的债,永远尽不完的责任。
我帮了那么多人,可谁记得我呢?
王奶奶坟头的草,怕是比人都高了吧。那个工友的儿子,该上小学了吧。倔老头的儿女,大概早忘了父亲临终前握着的是谁的手。
而我呢?
我要死了。死在医院这张泛黄的病床上,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女儿大概去退香蕉了,或者干脆回家了。陈建军?不知道在哪个牌桌上。哥哥姐姐弟弟?各有各的家,各有各的难。
真安静啊。
安静得能听见液体滴进血管的声音,嘀嗒,嘀嗒,像秒针在走。不,是倒计时。在数我最后的时间。
窗外飘来一股味道。
不是消毒水,是……是食物的香。油香,面香,还有……葱花的焦香。
是医院门口那个早点摊。每天这个时候出摊,卖油条,卖豆浆,也卖——
豆腐脑。
我的手指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胃里那个空了五十多年的洞,突然剧烈地收缩起来,疼得我整个人蜷缩起来。不是癌痛的钝,是尖锐的、烧灼的、带着酸水的饿。
我想吃。
我想吃一碗豆腐脑。
白的,嫩的,颤巍巍的,盛在蓝边粗瓷碗里。要多加酱油,多加醋,辣椒油要红亮亮的,香菜末要碧绿绿的。要烫,烫得舌尖发麻,烫得眼泪都要流出来。
我要坐起来,端着碗,用那种薄薄的铝勺,舀一大口,吹都不吹,就这么吞下去。让那股**辣的、咸香香的味道,顺着喉咙一直滚到胃里,把那个黑洞填满,填实,填得满满的,满到溢出来。
我要吃。
我张了张嘴,想喊护士,想喊女儿,想喊任何人。
给我一碗豆腐脑。
就一碗。
求你们。
可喉咙里只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,像破风箱。
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,滚烫的,顺着眼角流进花白的鬓发里。我有多久没哭了?上次哭是什么时候?是陈建军打我时?是女儿嫌我丢人时?还是医生说出“晚期”两个字时?
不记得了。
可此刻,眼泪像开了闸,止不住地流。不是嚎啕大哭,是无声的,安静的,只有眼泪在流。流进嘴里,咸的,苦的,和想象中豆腐脑的味道,一点都不一样。
窗外的香味还在飘进来,一阵一阵的,像钩子,钩着我的魂。
摊主是不是还是那个胖大娘?不,五十年了,她该不在了。也许是她的女儿,或者孙女。还是用那种蓝边粗瓷碗吗?还是五分钱一碗吗?不,现在该涨价了,一块?两块?
我有钱吗?
铁盒里还有最后一点,是留着交住院费的。不,不是,刚才女儿拿走了。我现在,连一分钱都没有了。
真可笑啊。
活了53年,干了53年,到最后,连一碗豆腐脑都吃不起。
不,不是吃不起。
是没人在乎我想不想吃,没人愿意为我停下脚步,去买一碗,端到我面前,说:“妈,吃吧,还热着呢。”
没有。
永远不会有。
黑暗从视野的边缘蔓延过来,一点点吞噬着天花板上的水渍,吞噬着灰白的天光,吞噬着窗外隐约的喧嚣。那香味也越来越远,越来越淡,终于,闻不到了。
也好。
不闻,就不想了。
不想,就不疼了。
最后的意识像退潮的海水,迅速从四肢百骸抽离。只有胃里那个洞还在,空荡荡的,呼呼地漏着风。
下辈子……
如果还有下辈子……
我不要这么活了。
我不要当懂事的那一个,不要当付出的那一个,不要当被忘记的那一个。
我要甜。
我要那碗豆腐脑。
我要——
黑暗彻底吞没了一切。
“……下个月…退休金就发了…”
“医院能等吗?”她终于看了我一眼,眼神像看一件碍事的旧家具,“要不我把这香蕉退了?”
我闭上眼。
脚步声,塑料袋被重新拎起的声音。门开了,又关上。
我重新睁开眼,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。它的形状像一朵蘑菇云,又像一碗打翻了的豆腐脑。
豆腐脑。
胃里突然抽搐了一下,空的,却疼得尖锐。
十五岁那年的夏天,镇上赶集。我天不亮就起来,挑了五十斤红薯走十里山路,到集市时太阳已经老高。扁担磨破了肩膀,汗水糊了眼睛。卖了红薯,攥着三毛钱,站在豆腐脑摊子前,腿都在打颤。
白的豆腐脑,颤巍巍地盛在蓝边的粗瓷碗里。酱油、醋、辣椒油,最后撒上一小撮香菜末。摊主用勺子轻轻一舀,嫩滑的豆腐脑在勺子里晃动,像刚出锅的鸡蛋羹。
我咽了口唾沫,把钱递出去。
“丫头,你这钱不够。”摊主是个胖大娘,系着油乎乎的围裙,“一碗五分,你这才三分。”
“我…我只有这么多。”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“那不行,都像你这样,我生意还做不做?”
后面有人催促。我捏着那三张皱巴巴的一分钱纸币,退到一边。摊子前热气蒸腾,香味像一只手,死死抓住我的胃。我就站在那里,看别人一碗接一碗地吃。有人加了麻油,有人要了双份榨菜,还有人掰了根油条泡进去。
最后一口,最后一口滑进嘴里。满足的叹气声,抹嘴的动作,放下碗时的轻响。
我站到太阳西斜,站到腿都没了知觉,直到摊主收摊。那碗豆腐脑,到底没吃上。
后来呢?
后来我揣着那三毛钱回家,路上被弟弟抢了去。他买了弹弓,打碎了村长家的玻璃。妈用笤帚抽我,说我没管好钱。那顿打,背上疼了半个月。
可背上再疼,也比不过胃里那个空荡荡的洞。
“37床,该换药了。”
护士推着车进来,掀开被子。我垂下眼睛,看见自己干瘪的腹部,那道手术后留下的暗红色疤痕像一条狰狞的蜈蚣,趴在蜡黄的皮肤上。纱布揭开,露出溃烂的伤口。**的脓液,粉色的腐肉。
我没觉得疼。疼久了,就麻了。
就像这一生。
15岁辍学,因为家里说“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”。18岁嫁给陈建军,因为爹收了他家三百块彩礼。陈建军,村里有名的混混,整天游手好闲,喝醉了就**。第一个孩子掉了,因为挨打。第二个是女儿,他嫌赔钱货,月子里就逼我下地干活。
我做过什么?
种地、养猪、挑粪。去砖厂搬过砖,去采石场砸过石头。后来进城,在纺织厂三班倒,在饭店后厨洗碗,在医院做护工,给人家当保姆。最苦的时候,一天打三份工,凌晨三点起床,晚上十二点回家,走在路上都能睡着。
可钱呢?
钱给了爹妈看病,给了哥哥娶媳妇,给了弟弟盖房。给了陈建军赌,给了他喝。给了女儿上学,给她买衣服,给她凑嫁妆。
我帮过很多人。
给隔壁孤寡王奶奶送过饭,一送就是三年,直到她走了。在纺织厂替怀孕的工友顶夜班,她后来生了儿子,请我吃红鸡蛋。做护工时,那个没人管的倔老头,我给他擦身子、喂饭,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,老泪纵横,说“你比我亲闺女还亲”。
可谁帮过我呢?
妈说:“你是家里最小的,多干点应该的。”
陈建军说:“你是我老婆,你的就是我的。”
女儿说:“妈,你别总这么苦大仇深的,丢人。”
护士在换药,动作不算轻。碘伏擦过伤口,凉丝丝的。我盯着她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,很年轻,睫毛长长的。她会不会也在心里嫌我?嫌我身上有味儿,嫌我伤口恶心,嫌我赖活着不肯死?
“好了。”她把新纱布贴上,掖好被角,推着车走了。
门又关上。
寂静。
我重新看回天花板上的水渍。看久了,它又不像豆腐脑了,像一张笑脸,在嘲笑我。
林晚星,你这一生,活了个什么?
活了53年,苦了53年。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驴,一圈一圈,以为往前走,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。磨盘是家,是男人,是孩子,是那些永远还不完的债,永远尽不完的责任。
我帮了那么多人,可谁记得我呢?
王奶奶坟头的草,怕是比人都高了吧。那个工友的儿子,该上小学了吧。倔老头的儿女,大概早忘了父亲临终前握着的是谁的手。
而我呢?
我要死了。死在医院这张泛黄的病床上,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女儿大概去退香蕉了,或者干脆回家了。陈建军?不知道在哪个牌桌上。哥哥姐姐弟弟?各有各的家,各有各的难。
真安静啊。
安静得能听见液体滴进血管的声音,嘀嗒,嘀嗒,像秒针在走。不,是倒计时。在数我最后的时间。
窗外飘来一股味道。
不是消毒水,是……是食物的香。油香,面香,还有……葱花的焦香。
是医院门口那个早点摊。每天这个时候出摊,卖油条,卖豆浆,也卖——
豆腐脑。
我的手指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胃里那个空了五十多年的洞,突然剧烈地收缩起来,疼得我整个人蜷缩起来。不是癌痛的钝,是尖锐的、烧灼的、带着酸水的饿。
我想吃。
我想吃一碗豆腐脑。
白的,嫩的,颤巍巍的,盛在蓝边粗瓷碗里。要多加酱油,多加醋,辣椒油要红亮亮的,香菜末要碧绿绿的。要烫,烫得舌尖发麻,烫得眼泪都要流出来。
我要坐起来,端着碗,用那种薄薄的铝勺,舀一大口,吹都不吹,就这么吞下去。让那股**辣的、咸香香的味道,顺着喉咙一直滚到胃里,把那个黑洞填满,填实,填得满满的,满到溢出来。
我要吃。
我张了张嘴,想喊护士,想喊女儿,想喊任何人。
给我一碗豆腐脑。
就一碗。
求你们。
可喉咙里只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,像破风箱。
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,滚烫的,顺着眼角流进花白的鬓发里。我有多久没哭了?上次哭是什么时候?是陈建军打我时?是女儿嫌我丢人时?还是医生说出“晚期”两个字时?
不记得了。
可此刻,眼泪像开了闸,止不住地流。不是嚎啕大哭,是无声的,安静的,只有眼泪在流。流进嘴里,咸的,苦的,和想象中豆腐脑的味道,一点都不一样。
窗外的香味还在飘进来,一阵一阵的,像钩子,钩着我的魂。
摊主是不是还是那个胖大娘?不,五十年了,她该不在了。也许是她的女儿,或者孙女。还是用那种蓝边粗瓷碗吗?还是五分钱一碗吗?不,现在该涨价了,一块?两块?
我有钱吗?
铁盒里还有最后一点,是留着交住院费的。不,不是,刚才女儿拿走了。我现在,连一分钱都没有了。
真可笑啊。
活了53年,干了53年,到最后,连一碗豆腐脑都吃不起。
不,不是吃不起。
是没人在乎我想不想吃,没人愿意为我停下脚步,去买一碗,端到我面前,说:“妈,吃吧,还热着呢。”
没有。
永远不会有。
黑暗从视野的边缘蔓延过来,一点点吞噬着天花板上的水渍,吞噬着灰白的天光,吞噬着窗外隐约的喧嚣。那香味也越来越远,越来越淡,终于,闻不到了。
也好。
不闻,就不想了。
不想,就不疼了。
最后的意识像退潮的海水,迅速从四肢百骸抽离。只有胃里那个洞还在,空荡荡的,呼呼地漏着风。
下辈子……
如果还有下辈子……
我不要这么活了。
我不要当懂事的那一个,不要当付出的那一个,不要当被忘记的那一个。
我要甜。
我要那碗豆腐脑。
我要——
黑暗彻底吞没了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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