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谈中国：各地稀奇故事集

塔城的光与尘埃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像块被天山雪水浸软的羊脂玉，夜里也泛着温润的白。这白不是纯白，是掺了羊粪灰、**沙和炊烟的那种浑白，黏糊糊地糊在天地之间。我蹲在国营照相馆的门槛上啃凉馕，馕是早上阿依古丽**送的，放了太多盐，齁得嗓子发紧。油星子顺着下巴滴在蓝布衫上，洇出星星点点的黄，像尿渍，又像地图上的小岛。，钟上结着蜘蛛网，网里粘着两只干瘪的**。窗外的白杨沙沙响，混着远处哈萨克牧民的冬不拉声——那是夜市收摊的信号。冬不拉声里夹着女人的笑声，脆生生的，像玻璃碴子撒在铁皮上。“小周！”王姨的大嗓门从里屋撞出来，撞得门帘上的灰扑簌簌往下掉，“你那台海鸥相机擦了没？明儿个要拍知青返城的合影，胶卷可别卡壳。上回给农机站拍先进工作者，就卡了壳，李站长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”，喉咙里堵着馕渣。手里的馕渣掉在地上，立刻被一只瘦骨嶙峋的母鸡啄了去。这只鸡是隔壁裁缝铺阿依古丽家养的，每天这个点准时来照相馆门口觅食，比钟还准。，五十岁的人了，头发还梳得一丝不苟，用刨花水抹得油亮，在脑后盘成个髻，髻上插着根铜簪子，簪头是朵梅花，已经锈成了绿色。她藏青旗袍外罩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像株开在**滩上的老牡丹，花瓣蔫了，杆子还**着。她男人早年在修乌库铁路时被塌方埋了，连尸首都没挖出来，只找到一只翻毛皮鞋，鞋里还塞着半截脚趾头。她就守着这间照相馆，把每个客人的笑脸都收进相纸里，好像那些笑脸能拼凑出她男人的脸似的。“哎，好。”我把相机塞进帆布包，帆布包是军绿色的，上面印着“*****”，红字已经褪成了粉色。我摸黑往家走，路灯只有三盏，还坏了两盏，剩下那盏像只快断气的萤火虫，光晕黄得像尿。，土坯墙裂着缝，裂缝里长着灰白色的碱蓬草。墙根堆着各家腌菜的缸，缸口压着青石板，石板上蹲着野猫，眼睛在黑暗里发着绿光。路过阿依古丽的裁缝铺时，门帘被风掀起一角，我瞥见她正踩着缝纫机，月光落在她后颈上，像撒了把碎银。缝纫机咯噔咯噔响，针脚细密，她在缝一件布拉吉，粉底白花，领口要镶金线。，二十岁，比我小两岁，长得跟画报上的电影明星似的。她总穿布拉吉，各种颜色的，领口都绣着金线，走路时裙摆像花瓣一样张开。笑起来有两个梨涡，一个深一个浅，深的那个能盛下一勺马奶酒。去年冬天我去她家送照片，她端来一碗热奶茶，奶皮子在碗边结了层白霜，她说：“周哥，你说我以后能当演员不？塔城电影院放《红灯记》，我看了三遍，李铁梅的辫子真长。”，头也没抬：“能，你眼睛里有星星。”，你眼睛里不光有星星，还有火，那种能把男人烧成灰的火。但这话我没说出口，我只是个照相馆的学徒，每月工资十八块五，留给妈看病十块。剩下的八块五，三块吃饭，两块买胶卷，一块五存着，想买双新胶鞋——脚上这双已经补了五次，大脚趾快顶出来了。，她早跟县***的陈默好上了。陈默是上海来的知青，会弹吉他，会跳迪斯科，头发留到耳根，鬓角修得整整齐齐。每次来阿依古丽家，都带着一包大白兔奶糖，糖纸亮晶晶的，吃过的糖纸攒起来能糊一面墙。阿依古丽妈说：“这上海小伙子，比咱们塔城的巴郎子精神，说话软绵绵的，像棉花糖。”。我只是蹲在墙角擦镜头，擦得能照见人影。陈默爹是上海纺织厂的工程师，每月寄三十块，够他在塔城活得像朵云——轻飘飘的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而我像**滩上的骆驼刺，根扎在碱土里，一辈子挪不了窝。，我摸出钥匙开门。钥匙是黄铜的，已经磨得发亮，**锁孔要转三圈半，少半圈都开不了。屋里飘着煤油灯的味道，混着中药的苦味和尿臊味——妈肺病犯了，夜里起不来，就在床边放个瓦罐。妹妹小菊趴在桌上写作业，铅笔尖断了三根，她用牙咬着铅笔杆，嘴唇染成了黑色。，票子皱得像咸菜：“去巷口买根冰棍，别让妈知道。”，辫子上的**绳松了：“哥，你又偷藏钱！王姨知道了要骂的。”
“嘘——”我指了指里屋。里屋传来**咳嗽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像破风箱在拉。肺病犯了三年，药费像座山压在我肩上。我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帮人搬土豆，一麻袋土豆八十斤，扛一袋挣五分钱。晚上在照相馆加班冲胶卷，红灯泡照得眼睛发胀，就为多挣五块钱夜班费。五块钱能买十斤白面，或者二十斤土豆，够全家吃一个星期。
“哥，你说咱啥时候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？”小菊**冰棍问，冰棍是糖水冻的，五分钱一根，她舍不得咬，只一点一点舔。
我望着墙上贴的奖状——那是小菊上学期得的“三好学生”，红纸边角卷了边，用饭粒粘在墙上，饭粒已经发黑，爬着蚂蚁。我说：“快了，等哥攒够钱，咱就换。”
这话我说了三年。三年前妈刚生病时我就这么说，到现在还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。雨水顺着房梁往下滴，我们用盆接，滴滴答答，像永远走不完的钟。
8月29号那天，塔城的太阳毒得像团火。这火不是明火，是闷在蒸笼里的那种暗火，烤得人皮肉发紧，汗出不来，全憋在毛孔里。我在照相馆门口支起遮阳棚，棚布是军用帆布改的，已经晒得发白，边缘破了几个洞，光从洞里漏下来，在地上烙出一个个晃动的圆斑。
排队拍证件照的人从门口排到街角，都是知青返城要用的。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脸上都挂着同一种表情——焦灼中掺着希望，像饿狼看见肉，又怕肉里有毒。我挨个递凉水，水是井里打的，装在铁皮桶里，桶壁上凝着水珠，喝进肚里凉得人打哆嗦。
王姨坐在柜台后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，像放小鞭。她的手指又粗又短，指甲缝里塞着黑泥，可拨起算盘来灵巧得像绣花：“今天收了八十块，够买面粉了。面粉涨到一块六了，去年才一块二，这世道...”
她没说完，但我知道后面的意思。世道变了，什么东西都在涨，只有工资不涨。我学徒三年，还是十八块五，王姨干了三十年，也才四十二块。可她不抱怨，她说人得知足，比起**人的六零年，现在已经是天堂了。
下午三点，日头最毒的时候，陈默推着永久牌自行车过来。车把上挂着两个网兜，一个网兜里装着西瓜，绿皮黑纹，另一个装着葡萄，紫得发黑，上面还挂着白霜。阿依古丽跟在他身后，穿件粉格布拉吉，裙子是新做的，腰收得紧紧的，衬得**鼓鼓的。头发烫成了波浪卷，用红手绢扎着，走起路来一甩一甩，撩拨着我的心。
陈默把自行车支在门口，车铃按得叮铃响：“王姨，给我们拍张合影！要彩色的！”
王姨笑着迎上去，旗袍下摆开衩处露出半截小腿，小腿上青筋盘曲像蚯蚓：“哎哟，小陈和小阿依，又来秀恩爱啦？这次要拍几张？”
“拍三张。”陈默伸出三根手指，手指又细又长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，“一张寄给我爸妈，一张阿依古丽留着，还有一张...贴结婚证上。”
最后这句他说得小声，但我们都听见了。阿依古丽脸红了，红到耳根，像抹了胭脂。她低头摆弄裙角，金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我调着相机参数，手心里全是汗。海鸥DF相机，标准镜头，光圈调到f/8，快门速度1/125秒。镜头里阿依古丽的脸像朵绽放的玫瑰，花瓣上还带着露珠。陈默搂着她的腰，下巴抵在她发顶，阳光穿过窗户，在他们身上洒下斑驳的光。光斑跳跃着，从阿依古丽的额头跳到陈默的肩膀，又跳到他们紧握的手上。
快门按下的瞬间，我听见阿依古丽轻声说：“陈默，你说我们能永远这样吗？”
陈默的声音被风刮走了，但我看见他捏紧了阿依古丽的手，捏得指关节发白。风从**滩吹来，带着沙土和骆驼刺的味道，吹起了阿依古丽的裙摆，露出半截白皙的小腿。陈默赶紧伸手去按，手按在阿依古丽腿上，两人都笑了，笑声脆得像冰糖。
我连续按了三次快门。每按一次，心就往下沉一分。我知道这些照片会变成记忆，而记忆是会褪色的，就像王姨那些老照片，几十年后，只剩下一片模糊的黄。
傍晚六点，太阳斜到西山顶上，把天边的云染成血红色。我刚收拾完器材，把相机装进帆布包，就听见街上传来骚动。起初是孩子的尖叫声，接着是狗吠，然后是人跑动的声音，杂沓的脚步声像擂鼓。
卖烤包子的阿卜杜拉举着铁铲从巷子里冲出来，铲子上还粘着面团。他指着西北方的天空，***语汉语混着喊：“快看天上！有东西！胡大啊！有东西！”
我抬头，西北方的天空泛着诡异的白。那白不是云，不是雾，是一种有质感的、像牛奶一样流动的白。起初我以为是探照灯——军区有时候会演习，用探照灯扫夜空。可那光不是直射的，而是像喷泉一样往上涌，从地平线某个点喷出来，涌到半空，顶端散成五条细流，每条都有拇指粗，笔直地指向天空。紧接着，下方又冒出五条，和上面的对称，也散成细流，只是方向朝下。十道光束在空中交汇，形成一根巨大的、发光的十字架，悬在天际，一动不动。
“UFO！”有人喊，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听口音是北京知青。
人群开始骚动。孩子们追着光跑，手里挥舞着树枝，像赶羊一样。老人们跪在地上，朝着光的方向磕头，念诵《***》或佛经——塔城这地方，什么教都有，什么神都拜。几个妇女抱着孩子往家跑，边跑边回头，生怕那光追上来。
我抓起相机就往外冲，帆布包在**上一颠一颠。王姨在后头喊：“小周！你疯了？回来！”
我没理她。跑到广场中央时，光已经弱了些，但轮廓还能看清。那十字架在缓缓旋转，很慢，慢得几乎感觉不到，但确实在转。光束的边缘泛着淡紫色，像伤口愈合时结的痂。空气中有一股味道，说不清是什么味，有点像臭氧，又有点像铁锈，还有点像...烧焦的头发。
我举起相机，手抖得厉害，对了好几次才对准。调整焦距，光圈开到最大，快门速度调到1/60秒——光不够亮，只能用慢门。按下快门的瞬间，闪光灯亮了，白茫茫一片。就在这片白茫茫中，我看见光里有个模糊的黑影，像艘船，又像片云，边缘不规则，缓缓移动着。
“咔嚓、咔嚓”，我连拍了二十多张，把相机里剩下的卷胶全拍完了。胶卷在暗袋里发烫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比快门声还快，咚咚咚，像要撞破胸膛。等我拍完最后一卷，光已经消失了，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。只留下一片被照亮的夜空，那片区域比周围亮一些，像谁打翻了牛奶桶，又匆匆擦去，但还是留下了痕迹。
人群渐渐散去，议论声像潮水一样退去。我站在原地，腿软得站不住，一**坐在地上。地上还有白天的余温，烫**。我摸着相机，金属外壳也是热的，像有生命一样。
阿卜杜拉走过来，递给我半块烤包子：“小周，你拍到了？”
我点头，说不出话。
他蹲下来，黑脸上眼睛亮晶晶的：“那是啥东西？真是飞碟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，“可能是...可能是...”
可能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。我只知道，我拍到了，用这台海鸥相机，用这些从上海买来的胶卷，拍到了天上来的光。这光会改变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但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蹲在门槛上啃凉馕的小学徒了，我是见证者，是记录者，是把这个奇迹留在相纸上的人。
那天晚上我没睡着。躺在硬板床上，睁眼看着房顶，房梁上挂着一串干辣椒，在黑暗里像一挂凝固的血。脑子里全是那团光，旋转着，发着淡紫色的光晕。我一遍遍回忆按快门的瞬间，回忆那黑影的形状——是圆的还是方的？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？越想越模糊，最后连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真看见了黑影。
天快亮时，我爬起来，从床底下拖出暗袋。暗袋是黑布做的，已经洗得发灰，拉链坏了，用别针别着。我摸着里面的胶卷，像摸着三块金子。不，比金子还贵重——金子能买面粉买药，这胶卷能买什么？买一个真相？还是一个笑话？
清晨五点，我抱着相机往单位跑。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几条野狗在垃圾堆里翻食。路灯还亮着，灯泡上趴着蛾子，翅膀被烤焦了，发出糊味。跑到照相馆门口，王姨已经在擦玻璃了，用旧报纸蘸着肥皂水，擦得吱吱响。
见我满头大汗，她皱起眉头，眉头间的竖纹像刀刻的：“你昨儿个疯跑什么？胶卷呢？”
“在这儿。”我掏出暗袋，手还在抖，“拍到了！真的拍到了！”
王姨接过相机，手指发抖——我第一次见她发抖，那双搬过**、穿过针线、拨过三十年算盘的手，抖得像风中的枯叶。她打开相机后盖，取出胶卷，对着光看——其实什么也看不见，胶卷还没冲，但她就是看，看了好久。
“这...这可是大事！”她终于说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人听见，“得赶紧报告科委！不，得报告***...不对，报告**！”
我们赶到地区科委时，门口已经围了一群人。都是昨晚的目击者，七嘴八舌说着自己看见的。卖菜的老马说那光有脸盆大，烤馕的***说比月亮还亮，放羊的哈里克说光里有人影，还会动。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，但每个人都信誓旦旦，好像只有自己看见了真相。
值班的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，叫***，刚从**大学分来的。他穿着白衬衫，袖口挽到胳膊肘，露出半截瘦胳膊。他翻着我的胶卷，眼睛越瞪越大，眼镜滑到鼻尖上：“这...这是等离子体现象？还是...外星飞行器？我得查资料...查资料...”
他翻出一本砖头厚的《大气光学》，哗哗地翻，书页都泛黄了，边角卷着。翻了一会儿又放下，**手在屋里转圈：“不行，这事太大了，我得报告主任。”
主任姓张，是个秃顶的中年人，说话慢吞吞的，像**糖。他看了胶卷，又听了我们的叙述，沉吟半晌：“这样，胶卷先放这儿，我往****报。你们回去等消息，不要对外说，尤其不要对记者说。”
从科委出来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明晃晃地照着街道。王姨突然抓住我的手：“小周，你说...这会不会惹祸？”
她的手很凉，掌心都是汗。我说：“不会吧，咱们就是如实报告。”
“如实...”她重复这个词，像咀嚼一块硬糖，“有时候如实比说谎还麻烦。”
消息还是传开了。像**滩上的风，无孔不入。第二天，《塔城日报》的记者就找上门来，是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，叫刘卫东。他掏出采访本，钢笔帽咬在嘴里：“周同志，听说你拍到了不明飞行物？能具体说说吗？”
我看看王姨，王姨摇摇头。我说：“等科委的结论吧，我也不清楚。”
刘卫东不死心，在照相馆坐了一下午，照了三张照片，又请我喝了瓶汽水。汽水是橘子味的，甜得齁嗓子。临走时他说：“周同志，这可是科学发现，要是真的，你就出名了。”
出名？我想起那些劳模照片，挂在光荣榜上，笑容僵硬，像面具。我不想出名，我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给妈治病，供小菊上学。可那团光，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，开始发芽了。
中科院的考察队三天后抵达塔城，两辆吉普车，风尘仆仆。带队的是高登义教授，四十多岁，戴副厚眼镜，镜片一圈圈的，像瓶底。说话带着四川口音，把“飞机”说成“飞鸡”。他一下车就握住我的手：“小周同志，你立大功喽！这可是***成立以来最清晰的不明飞行物照片！”
他的手很有力，握得我骨头疼。考察队一共六个人，有搞天文的，有搞大气的，还有搞物理的。他们在科委会议室开了个会，把我也叫去了。高教授把我的照片一张张铺在桌上，用放大镜看，边看边记笔记。
“你看这个光束结构，”他对一个年轻研究员说，“对称性非常好，上下各五条，夹角都是72度，这不像自然现象。”
年轻研究员点头：“教授，会不会是地面光源的反射？比如探照灯？”
“我问过军区了，昨晚没有演习。”高教授说，“而且探照灯光束是发散的，这个是平行的，甚至还有点汇聚的趋势。”
他们讨论了很久，术语满天飞：等离子体、球状闪电、海市蜃楼、外星文明...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只记住一点：这东西不简单。
会议结束后，高教授单独留下我：“小周同志，这些胶卷我们要带回北京研究，你这儿留一张做纪念行不？”
我点头。他从二十多张里挑了一张，光束最清晰的那张，递给我：“这张你留着，做个见证。”
他走的时候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拍得很重：“小伙子，你立了大功，**会记住你的。”
这句话让我热血沸腾了好几天。**会记住我——一个照相馆的小学徒，每月挣十八块五，住土坯房，给妈端尿罐。这是多大的荣耀！我甚至梦见自己上了报纸，戴着大红花，跟领导握手。妈在台下看着，病都好了。
可我没等到荣耀，等来的是沉默。胶卷被带走后，就没了下文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，北京没有消息，科委没有消息，连高教授都没有来信。那团光好像从来没出现过，消失在时间的沙漠里。
王姨偷偷告诉我：“上头说，这事儿敏感，不能随便传。听说北京那边争论很大，有的说是重大发现，有的说是光学现象，还有的说是...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气球。”
“气球？”我愣住了，“那光怎么解释？”
王姨摇摇头，继续擦她的镜头。镜头擦了一遍又一遍，亮得能照见脸上的皱纹。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照相馆门口，摸着仅剩的那张照片发呆。照片里的光像团流动的雾，边缘泛着淡紫色，下方的五条光束清晰可见，像五根手指，要抓住什么。我想拿去冲洗放大，挂在墙上，让每个来照相的人都看见。可王姨说：“别惹事，好好过日子。”
阿依古丽来找过我一次。是九月底，天已经凉了，她穿着白衬衫，外面套件红毛衣，牛仔裤，裤腿窄窄的，绷出腿的形状。头发扎成马尾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像个城里姑娘。她坐在我对面，手里捧着杯茶，茶是砖茶，黑乎乎的，冒着热气。
“周哥，听说你拍到那个光了？”她问，眼睛看着茶杯，不看我的眼睛。
我点头。茶水烫手，我换了个手拿。
她咬着嘴唇，下唇被咬得发白：“陈默说，这可能是****，让我别问。”
“那你信吗？”我问。
她抬头看我，眼睛里蒙着一层雾：“我不知道...但他最近总说要回上海，说那边机会多。他说塔城太小了，装不下他的梦想。”
我心里一沉。这话我听过，从很多知青嘴里听过。他们来了，又走了，像候鸟。塔城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，歇歇脚，继续往前飞。可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来说，塔城就是全部，是天，是地，是一辈子也走不出的圈。
陈默的返城名额批下来了，月底就要走。阿依古丽妈昨天还在我家哭，眼睛肿得像桃子：“小周，你说小默走了，阿依古丽咋办？她死心塌地要跟去，可上海那么远，人生地不熟...”
我没说话。我只是个照相的，哪懂什么爱情。我只知道，阿依古丽跟着陈默，就像野马跟着火车，早晚要脱轨。火车有铁轨，有方向，野马只有草原和本能。可这话我说不出口，我只能说：“婶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
阿依古丽坐了会儿就走了，茶没喝几口，凉在杯里。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红毛衣在秋风中像团火，渐渐熄灭在巷子尽头。
秋天来得特别早。才9月中旬，塔城的树叶就开始落了。白杨树的叶子黄得透亮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往下掉，像下金币雨。孩子们在落叶里打滚，把叶子堆成堆，点火烧，烟是蓝色的，带着苦味。
我每天除了照相，就是去医院陪妈。医院在城东，要走四十分钟。妈住的是大病房，八张床，挤了十二个病人，空气里全是药味和臭味。**床靠窗，能看到院子里的老榆树，树上挂着一口钟，钟锤锈住了，再也不响了。
她的肺病越来越重，咳嗽时整个身子弓起来，像只虾。医生说要做手术，把坏掉的那叶肺切掉，得花两百块。两百块！我学徒三年，总共才存了六十七块。
我翻遍了所有口袋，抽屉，床底下，罐子里。角角落落都找了，只有八十三块。王姨给了我二十，是她这个月刚领的工资，还没焐热。小菊把攒了三年的压岁钱全拿出来了，包在手绢里，一块的、五毛的、一毛的，还有五分二分
**手术后，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。照相、冲印、修相机、搬土豆。只是偶尔，在给新婚夫妇拍合影时，我会突然想起那团光，想起光束交汇时那个模糊的黑影。客人说：“师傅，您发什么呆呢？”我赶紧摇头，对焦，按下快门。
阿依古丽终究没去成上海。陈默走后第三个月，寄来一封信，信纸是印着淡蓝格子的那种，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。信里说上海**有变，知青配偶落户很难，让她再等等。阿依古丽把信贴在胸口，在裁缝铺里坐了一天，缝纫机没响一声。
第二天，她来找我，眼睛肿着，但没哭。她说：“周哥，给我拍张照吧，就拍我一个人。”
我给她拍了，在黑布**前，她穿着那件粉格布拉吉，领口的金线有些脱线了。拍照时她努力想笑，可嘴角刚扬起来，眼泪就下来了。我没提醒她，直接按了快门。照片冲出来后，她看着照片里那个又哭又笑的自己，愣了半晌，说：“这张好，真实。”
后来，阿依古丽嫁给了粮站的司机马建军。马建军比她大八岁，离过婚，有个五岁的儿子。婚礼很简单，就在国营食堂摆了三桌。阿依古丽穿着红嫁衣，衣服是她自己缝的，针脚很密。敬酒时，她走到我这桌，举起酒杯：“周哥，谢谢你给我拍了那么多照片。”
我说：“应该的。”
她一饮而尽，酒精呛得她直咳嗽，脸涨得通红。马建军赶紧给她拍背，动作有些笨拙，但很小心。我看着她，突然想起陈默搂着她腰的样子，那手指又细又长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。而现在拍她背的这双手，粗壮，指节突出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污。
生活就是这样，用粗糙覆盖精致，用现实淹没梦想。
1980年春天，我结婚了。媳妇是邻村的阿依夏，比我大一岁，是个实在人。相亲那天，她穿件蓝布衫，袖口磨得发白，辫子又粗又长，垂到腰际。我问她会做什么，她说：“会做饭，会缝补，会喂牲口，会带孩子。”我说：“够了。”
婚礼就在照相馆门口办。王姨当了证婚人，她特地做了件新**袍，料子是灯芯绒的，厚重挺括。她站在台阶上讲话，声音洪亮：“小周这孩子，实诚，肯干。阿依夏，你嫁给他，亏不了！”
客人们哄笑。阿依夏低着头，脸红得像院里的月季花。妹妹小菊跑前跑后招呼客人，她已经上初中了，个子蹿了一截，辫子剪成了短发，像个假小子。
那天晚上，客人都散了，我和阿依夏坐在新房里。所谓新房，就是把照相馆的储藏间收拾出来，墙上贴了张红“囍”字，床上铺着新褥子，褥子下面是麦草，一动就沙沙响。
阿依夏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对银镯子，已经发黑了。她说：“这是我姥姥传下来的，本来有一对，那年饿，卖了一只换粮食。这只你拿去，看能不能换点钱，把**药钱还上。”
我没接镯子，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很粗糙，掌心都是茧子，但很暖。我说：“留着，传给咱们孩子。”
她哭了，没出声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砸在我手背上，滚烫。
婚后第二年，我用攒的钱买了台二手海鸥相机，在团结路口租了间小门面，开了家私人照相馆。名字就叫“塔城照相馆”，白底红字，王姨给写的。开业那天，王姨送来一副对联：“瞬间留真容，方寸显真情。”贴在门框上，风吹日晒，很快褪了色。
生意比想象中好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喜欢来拍艺术照。女孩们穿着从上海捎来的喇叭裤、花衬衫，烫着卷发，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。男孩们则喜欢穿军装、戴军帽，腰里别着假**，做英雄状。
有次，一个穿喇叭裤的小伙子指着墙上那张UFO照片问：“老板，这真拍到了？”
我点头：“真的。”
他竖起大拇指：“牛！”
我只是笑笑，继续调我的相机。后来那张照片前常有人驻足，指指点点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说那是神仙下凡，有人说那是**间谍飞机，还有人说那是地下岩浆喷发。
我不解释，也不反驳。真相就像**滩下的地下水，埋得太深，挖出来也未必是甜的。
日子水一样流过去。**手术做了，又撑了三年，在一个雪夜走了。走前拉着我的手，手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。她说：“儿啊，妈拖累你了。”我说不出话，只是摇头。她眼睛渐渐散了光，最后看着房顶，说：“看，光...”
我抬头，房顶只有黑乎乎的椽子。但我想，她也许真的看见了光。
小菊考上了****的师范学校，走时我带她去拍了张登记照。照相时她坐得笔直，嘴角抿着，像个大人。我说：“笑一笑。”她努力笑了笑，可眼圈红了。我说：“想家了就写信，哥给你寄钱。”她说：“哥，等我毕业了，挣钱供你孩子上学。”
阿依夏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周光。名字是我起的，阿依夏说太直白，我说：“直白好，实在。”儿子满月时，我抱着他在那张UFO照片前站了很久，说：“儿子，这是**这辈子拍过的最神秘的东西。”儿子眨巴着眼睛，小手在空中抓啊抓，什么也没抓到。
1992年，王姨走了。脑溢血，走得很快。整理遗物时，我在她箱底发现一个铁盒子，打开，里面全是照片。有她男人的，有她年轻时和姐妹的合影，还有一张——是我拍的那张UFO照片的复制品，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1978年8月29日，小周拍。这世上有些光，看见了，就别问来历。”
我捧着照片，在空荡荡的照相馆里坐了很久。夕阳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那些蒙尘的相机上，照在褪色的**布上，照在我开始花白的头发上。
2008年，我退休了。儿子周光接过了照相馆，他把店面重新装修了，买了数码相机，电脑，打印机。他说现在是数码时代，谁还用胶卷。我说：“胶卷有胶卷的好。”他笑笑，不当回事。
我每天在家带孙子，孙子五岁，叫周一。名字是儿子起的，说简单好记。周一喜欢翻我的旧箱子，把那些老照片摊一地，问这问那。
有天，他翻出那张UFO照片，已经黄得厉害，边角都脆了。他凑过来：“爷爷，这是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是天上的光。”
他歪着头：“外星人吗？”
我笑了：“可能吧。”
“那外星人长什么样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也许就像咱们一样，两只眼睛一张嘴，也要吃饭睡觉，也有烦心事。”
孙子似懂非懂，拿着照片跑到阳光底下看，看得很仔细。阳光透过照片，那些光束似乎又活了过来，在孙子稚嫩的脸上投下淡淡的光影。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又回到了1978年的塔城，站在广场中央，四周空无一人。天上是那团光，缓缓旋转，淡紫色的光晕一圈圈荡开。光里有个人影，背对着我，穿着蓝布衫，手里拿着台海鸥相机。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。
那人转过身，是年轻时的我。二十岁，头发乌黑，眼睛明亮，帆布包斜挎在肩上。他看着我，笑了，笑容里有些羞涩，有些倔强。
“我是你。”他说。
“那我是谁？”
“你也是我。”他说，“是所有在尘土里抬头看光的人。”
他举起相机，对准我，按下快门。闪光灯亮起的瞬间，我看见他身后那团光突然爆开，化作无数光点，像蒲公英的种子，洒向塔城的每一个角落。洒在国营照相馆的门槛上，洒在阿依古丽的缝纫机上，洒在王姨的算盘上，洒在母亲喝药的碗里，洒在小菊的作业本上，洒在阿依夏的银镯子上，洒在儿子周光的啼哭声中，洒在孙子周一好奇的眼睛里。
光点落地，生根，发芽，长出各种各样的人生。
我醒来时，天还没亮。窗外的塔城静悄悄的，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——是开往****的夜班车。我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看着这座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。路灯还亮着，街道空荡荡的，偶尔有出租车驶过，尾灯划出红色的弧线。
东边的天际开始发白，那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，也是光明来临前最后的坚守。我忽然想起高登义教授，想起他临走时沉重的脚步；想起王姨，想起她擦镜头时专注的侧脸；想起阿依古丽，想起她婚纱上密密的针脚；想起母亲，想起她说“看，光”时涣散的眼神。
他们都成了光，成了塔城上空那团永恒的光的一部分。这光不是UFO，不是外星文明，不是任何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。这光是记忆，是苦难，是坚韧，是无数普通人在尘土飞扬的岁月里，用最笨拙的方式活出的尊严。
我打开抽屉，拿出那张保存了三十年的照片。照片已经脆得几乎一碰就碎，我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光束，抚过那个模糊的黑影。然后，我划了根火柴。
火焰舔上相纸的一角，慢慢蔓延。光在火焰中扭曲，变形，最后化作一缕青烟，从窗缝飘出去，飘进塔城清冷的晨雾中。
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不用保存。它已经长在骨头里，流在血液里，成为我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
窗外，第一缕阳光终于突破云层，照在塔城的白杨树上，照在土坯墙上，照在早起人们的脸上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带着光，也带着尘土。
而我，一个退休的老照相师傅，站在窗前，眯起眼睛，看着这座被光与尘埃共同塑造的城市，轻轻说了句：
“都挺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