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彩试读
青萍之末（中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“不是夸，是实话。”裴一弘摆摆手，转向彭润东，语气认真了些，“润东，以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写成小文章，拿给我看看。就当练笔，怎么样？”。彭润东心里清楚，裴一弘这是在给他开一扇窗——一扇通往更高视野的窗。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，一个副厅级干部主动提出看一个中学生的“练笔”，这本身就不寻常。“谢谢裴叔叔，我一定认真写。”他回答得不卑不亢。，又和彭建国聊了几句厅里的工作，便带着裴倩倩回家了。临走时，裴倩倩回头冲彭润东做了个鬼脸，用口型说：“晚上找你问数学题！”。，彭建国在石凳上坐下，点了支烟，看着儿子，眼神复杂。“润东，你刚才那些话，真是自己想的？嗯，看报纸的时候瞎琢磨的。”彭润东早就准备好了说辞，“爸，我们**课老师在讲‘事物是普遍联系的’，我就试着联系了一下。”。八十年代初的中学**课，确实在讲**唯物**。彭建国盯着儿子看了半晌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：“在你裴叔叔面前说话要注意分寸。不过今天你说得不错，以后继续努力。知道了，爸。”，彭建国在饭桌上又提起了这事。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，听了之后很欣慰：“润东爱学习是好事。不过现在还是要以课本为主，那些大道理等上了大学再研究也不迟。妈，我知道。”彭润东扒着饭，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。，需要一个可靠的白手套，更需要一个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前提下，悄然布局的渠道。他想到了在上海的小舅舅陈江河——前世，这个聪明但不得志的亲戚，因为**批文栽了大跟头，人生尽毁。但现在，一切都还来得及重新引导。，彭润东以“想收集上海邮票”为由，让父亲帮忙联系上了小舅舅。他写了一封很家常的信，问候身体，问上海的生活，最后“不经意”地提到，听说**成了特区，那边有很多新奇玩意，不知道上海能不能见到。。彭润东知道，这封信是投石问路。如果陈江河有想法，会接住这个话头；如果没想法，那也不过是外甥和舅舅的普通通信。
等待回信的日子里，彭润东开始构思给裴一弘的“作业”。他决定写一篇关于“乡镇企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”的短文。这个选题在八十年代初已经显现，但还未成为**焦点。他要做的不是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，而是用扎实的数据和逻辑，把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说清楚。
他去了省图书馆，在旧报纸堆里翻找相关报道，抄录数据；又去父亲的书房，找来一些内部印发的调研材料参考——当然，是以“学习需要”的名义。一周后，一篇两千字的文章完成了。他写得克制，每提出一个观点，都有公开报道或**文件作为依据，建议也都在现行框架内。
文章工工整整抄在稿纸上，送到了裴家。裴一弘当晚就在书房看了。灯光下，他读得很慢，偶尔用红笔在边上做个记号。读完，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鼻梁。
文章本身不算惊艳，但难得的是扎实。一个十四岁的孩子，能静下心来搜集数据，梳理逻辑，把一个问题说清楚，这本身就说明了某种特质——不是小聪明，是沉得下心、耐得住性子的沉稳。
第二天上班，裴一弘在走廊遇见彭建国，特意停下来说：“老彭，润东那篇文章我看了，写得不错。思路清楚，建议也实在。这孩子，是块材料。”
这话很快在大院里传开了。彭润东是“人才”的说法，渐渐成了共识。连带着，彭建国在单位里也受到了更多关注——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，父亲的能力自然也差不到哪去。
半个月后，陈江河的回信来了。信里热情地介绍了上海，寄来了一套上海风光邮票，在信的末尾“顺口”提到：“你问的**东西，我有个朋友去过，带回来电子表、计算器，确实精巧。不过这些东西要外汇券才能买，不好弄。”
彭润东回信时，也“随口”说：“我们学校有个老师，亲戚在广东，说这些东西在那边便宜，拿到内地能翻几倍价。不过老师说这是投机倒把，不能干。”
一来二去，通信三四次。1980年冬天，陈江河来江南出差，特意来看姐姐一家。见到彭润东时，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眼睛发亮。
“润东，你那些信写得真有水平，有些想法比我们厂里领导还明白。”
时机成熟了。彭润东找了个机会，单独和小舅舅在护城河边散步。冬日的河水很静，倒映着岸边的枯柳。
“小舅，你在上海，见识广。你说现在这**，到底是松了还是紧了？”
陈江河点了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：“说不好。表面看是松了，允许个体户了。但真干起来，条条框框还是多。我们厂里有人从**带东西回来卖，被抓住了，差点开除。”
“那是因为没走对路子。”彭润东看着河面，声音平静，“**允许长途贩运，是允许把甲地特产卖到乙地，调剂余缺。只要不碰计划内物资，不**，不逃税，就是合法经营。”
陈江河一愣：“合法？”
“合法。”彭润东转过头，目光清澈，“小舅，如果你有个集体企业的正式身份，以采购员的名义去**，为单位采购需要的生产资料或市场需要的商品，这叫不叫为集体做贡献？”
呼吸急促起来。陈江河烟都忘了抽：“润东，你是说……”
“我有个同学的爸爸，在郊区公社当主任。他们想办个贸易公司，正缺懂行的人。”彭润东说得很自然，“小舅你要是有意，我可以牵个线。到时候，一切合法合规。”
“那本钱呢？”
“公社出大头。我可以让我爸投一点，算是支持集体经济。”彭润东从兜里掏出手绢包，里面是他攒下的压岁钱和零花钱，一百八十七块六毛，“这是我的全部，也投进去。亏了算我的，赚了按比例分红。”
陈江河看着那包钱，手有些发抖。他狠狠吸了口烟，把烟头扔进河里。
“干了！润东，小舅信你！”
等待回信的日子里，彭润东开始构思给裴一弘的“作业”。他决定写一篇关于“乡镇企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”的短文。这个选题在八十年代初已经显现，但还未成为**焦点。他要做的不是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，而是用扎实的数据和逻辑，把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说清楚。
他去了省图书馆，在旧报纸堆里翻找相关报道，抄录数据；又去父亲的书房，找来一些内部印发的调研材料参考——当然，是以“学习需要”的名义。一周后，一篇两千字的文章完成了。他写得克制，每提出一个观点，都有公开报道或**文件作为依据，建议也都在现行框架内。
文章工工整整抄在稿纸上，送到了裴家。裴一弘当晚就在书房看了。灯光下，他读得很慢，偶尔用红笔在边上做个记号。读完，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鼻梁。
文章本身不算惊艳，但难得的是扎实。一个十四岁的孩子，能静下心来搜集数据，梳理逻辑，把一个问题说清楚，这本身就说明了某种特质——不是小聪明，是沉得下心、耐得住性子的沉稳。
第二天上班，裴一弘在走廊遇见彭建国，特意停下来说：“老彭，润东那篇文章我看了，写得不错。思路清楚，建议也实在。这孩子，是块材料。”
这话很快在大院里传开了。彭润东是“人才”的说法，渐渐成了共识。连带着，彭建国在单位里也受到了更多关注——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，父亲的能力自然也差不到哪去。
半个月后，陈江河的回信来了。信里热情地介绍了上海，寄来了一套上海风光邮票，在信的末尾“顺口”提到：“你问的**东西，我有个朋友去过，带回来电子表、计算器，确实精巧。不过这些东西要外汇券才能买，不好弄。”
彭润东回信时，也“随口”说：“我们学校有个老师，亲戚在广东，说这些东西在那边便宜，拿到内地能翻几倍价。不过老师说这是投机倒把，不能干。”
一来二去，通信三四次。1980年冬天，陈江河来江南出差，特意来看姐姐一家。见到彭润东时，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眼睛发亮。
“润东，你那些信写得真有水平，有些想法比我们厂里领导还明白。”
时机成熟了。彭润东找了个机会，单独和小舅舅在护城河边散步。冬日的河水很静，倒映着岸边的枯柳。
“小舅，你在上海，见识广。你说现在这**，到底是松了还是紧了？”
陈江河点了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：“说不好。表面看是松了，允许个体户了。但真干起来，条条框框还是多。我们厂里有人从**带东西回来卖，被抓住了，差点开除。”
“那是因为没走对路子。”彭润东看着河面，声音平静，“**允许长途贩运，是允许把甲地特产卖到乙地，调剂余缺。只要不碰计划内物资，不**，不逃税，就是合法经营。”
陈江河一愣：“合法？”
“合法。”彭润东转过头，目光清澈，“小舅，如果你有个集体企业的正式身份，以采购员的名义去**，为单位采购需要的生产资料或市场需要的商品，这叫不叫为集体做贡献？”
呼吸急促起来。陈江河烟都忘了抽：“润东，你是说……”
“我有个同学的爸爸，在郊区公社当主任。他们想办个贸易公司，正缺懂行的人。”彭润东说得很自然，“小舅你要是有意，我可以牵个线。到时候，一切合法合规。”
“那本钱呢？”
“公社出大头。我可以让我爸投一点，算是支持集体经济。”彭润东从兜里掏出手绢包，里面是他攒下的压岁钱和零花钱，一百八十七块六毛，“这是我的全部，也投进去。亏了算我的，赚了按比例分红。”
陈江河看着那包钱，手有些发抖。他狠狠吸了口烟，把烟头扔进河里。
“干了！润东，小舅信你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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