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

墙后面的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一连三天都安安静静地待在户籍室里。，打水、擦桌子、整理档案。有人来办事，她笑脸相迎，利利索索地办完。没人来的时候，她就翻底册、记笔记、画地图。看起来比刚来那几天还要“安分”。，她把桂花巷的每一户人家都背下来了。，再隔壁是一对在菜市场卖菜的夫妻，每天凌晨四点出门，晚上七点收摊回家。再往巷口方向数，是老吴家，老吴在建筑队干活，两个儿子都是待业青年，一个喜欢去录像厅看电影，另一个天天捧着一本武侠小说，被老吴骂了多少次都不改。在刘老太对面是陈家，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平房里，男人在煤球厂干活，女人在家里给人缝衣服补贴家用，三个孩子满地跑，闹得很。，她都记着。，什么也不说。只是偶尔抬起头来看看她，那目光不再是最初那种审视和观察，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温和。像冬天里隔着一层结了霜的玻璃看屋里亮着的灯——看得见，摸不着，但知道那光是真的。，星期日。，陈念轮到了一个休息日。她早上起来，换了一身便装——白衬衫，黑色长裤，解放鞋。黑色笔记本装进解放包里，还多装了一支笔、一张自己画的辖区地图、一包饼干。出门前在镜子前站了站，把麻花辫重新编了编，紧了又紧。。走的时候连老孙头都不知道。，门卫牛大爷正在浇花，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咧嘴一笑：“小陈同志，休息日出门啊？嗯，出去走走。”陈念笑着回了一句，脚步没停。，她沿着梧桐树荫往东走。走了大约十分钟，在公交站牌下等了一刻钟，坐上了一辆开往城东的2路公交车。，车身上刷着绿漆，车顶扛着个黑色的天然气包，像背着一大块发糕。车里人不多，座位都空着。她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售票员是个胖乎乎的大姐，背着个帆布票夹过来卖票：“到哪？终点站。一毛钱。”
陈念掏出一毛钱递过去，接过车票。售票员转身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买票了买票了，没买票的抓紧了啊。”
车子发动了，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，晃晃悠悠地驶上了马路。陈念靠在椅背上，望着窗外。街道两边的风景慢慢往后退：副食品商店门口排着长队，排队的人都拎着菜篮子；一家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着“冷烫”两个红字；电影院门口立着手绘的海报，《少林寺》，***站在海报中央，下面写着今日放映时间。路边的小孩在追着一只铁环跑，铁环滚到马路牙子上，弹起来一下，又被竹竿稳稳地接住了，孩子大笑着跑远了。
车窗外的一切都被夏天热烘烘的风裹挟着，像一幅活动着的八十年代市井画卷。
陈念没有心思看风景。
她的手在解放包里摸着老孙头给的那张纸条。纸条上的地址她看了无数遍：城东区建国路红卫巷19号。
赵秀珍。
张德胜的第一任妻子。
从档案的情况看，1979年她与张德胜离婚，后来再婚了，搬到城东。档案里没有再婚丈夫的详细信息，只标注了一个地址，是1980年迁入的。
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了四十分钟，终点站到了。陈念下了车，站在路边辨认方向。城东这一片她不太熟，小时候来过两回，但记忆已经模糊了。
建国路是一条挺宽的路，两边的法桐比城南那边的高得多，树冠连在一起，在路面上投下浓密的阴影。路边有一家粮店，一家煤球店，一家百货商店。百货商店门口贴着“出口转内销的确良衬衫大减价”的大字报，围了一群人。
红卫巷在建国路中段往右拐，是一条窄窄的巷子。巷口立着一个水泥牌子，红油漆写的字已经褪色了，但还能看出“红卫巷”三个字。巷子比桂花巷稍微宽一点，也稍微干净一点，两边的平房整齐，家家户户门口都种着花，有指甲花、牵牛花、鸡冠花，开得正盛。有一个老**坐在门口择豆角，收音机放在板凳上，放着评弹，吴侬软语在巷子里细细地飘。
陈念往巷子里走，脚步不快，一边走一边看门牌号。
13号、15号、17号……
19号在巷子拐弯的地方，是一个小院子。院门是铁皮门，漆成深绿色，门没关严，留了一道缝。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，有男人的工装，女人的碎花衬衫，小孩的短裤。院角堆着几盆花，一盆仙人掌长得老高，都快到窗台了。窗台上还晾着一簸箕面，用纱布盖着，底下隐约能看到面团的轮廓。
陈念在门口站了几秒钟，深吸一口气，伸手敲了敲门。
“来了——”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脚步声近了，门打开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站在门口。
陈念第一眼注意到的是她的手臂。
左小臂上有一条长长的疤，从手腕往上延伸，消失在短袖的袖口下面。疤痕很老了，已经变成了比周围皮肤略浅的银白色，但它的形状还在——那是骨折手术留下的疤。
“你是？”女人打量着她。
赵秀珍比照片上老了不少，但五官的轮廓没有变。瘦长的脸，眼睛不大，颧骨有点高。比起照片上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女人，她现在看上去健康多了，脸上也有血色。但陈念注意到，她看陌生人的时候，眼睛里有种习惯性的警惕，像一只随时准备缩回壳里的蜗牛。
“赵秀珍赵姐吗？”陈念露出一个笑容，“我是城南***的，我叫陈念。”
她掏出了自己的证件——刚拿到手的警官证，封皮还是新的。她没有穿警服，这是她故意的。穿警服太扎眼，巷子里人多眼杂，要是传到张德胜耳朵里就麻烦了。
赵秀珍看见警官证，脸色变了变。但她没有慌张，只是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屋里——大概是看孩子——然后往前走了一步，把门在身后虚掩上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语气硬硬的，像在防御什么。
“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了解一下您以前的户籍情况。”陈念也压低声音，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显得轻松，“方便说几句话吗？”
赵秀珍犹豫了一下。她的眼睛在陈念脸上扫了一圈，像是在判断这个姑娘可信不可信。然后她似乎做出了判断——把门拉开了一些，侧身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地上铺着青砖，扫得干干净净，墙角种着一棵石榴树，过了花季，但枝头上还挂着几个青皮的小石榴，晒得有点泛红。窗台底下摞着几摞煤球，码得整整齐齐，顶上盖着油布。晾衣绳上晾着的衣服还在滴水，在地上洇出小小的湿痕。整个院子透着一股安安静静的、过日子的气息。
赵秀珍搬了把竹椅出来，让她坐。自己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，开始择豆角。
“你问吧。”她说，手里的活儿没停。
陈念在竹椅上坐下，把解放包放在膝盖上。她没有掏笔记本，也没有摆出一副做笔录的架势。她今天来，不是来调查，是来听。
“赵姐，您原来住在城南桂花巷七号，是吧？”
赵秀珍择豆角的手顿了顿。这个名字——桂花巷七号——像是碰到了她心里的某个开关，让她的表情凝了一下。但她很快恢复了正常，低着头把一截豆角的筋撕下来。
“嗯。怎么了？”
“没什么，就是户籍那边在整理旧档案，有些信息需要核实。”陈念说得很随意，“您是1979年迁出的？”
“是。”
“那您对桂花巷那边的情况还熟悉吗？就是您原来住的地方，后来有没有什么变化？”
赵秀珍沉默了一下。
沉默的这几秒钟里，陈念注意到她的手指用了一下力，把一根好好的豆角掐断了。
“不怎么熟了。”她的声音很平，“搬出来就没回去过。”
陈念点点头，没有追问。她换了个方向。
“您现在在哪儿上班？”
“街道办的缝纫组。给人做衣服，计件的。”赵秀珍指了指屋里，陈念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透过半开的屋门能看到屋里摆着一台老式缝纫机，机头上搭着一件半成的的确良衬衫。
“收入还行？”
“凑合吧。”赵秀珍笑了一下，这个笑容比刚才自然了些，“够一家三口吃饭的。”
“我听您这口音，您先生是本地人？”
这个话题似乎让赵秀珍放松了一些。她择豆角的手放慢了，嘴角多了一点自然的弧度：“他呀，是轴承厂的，钳工。人老实，就是嘴笨。”
“孩子呢？”
“一个儿子，上初中了，皮得很。”说到儿子的时候，她的声音有了温度，“跟**一样，嘴笨，但心眼实在。”
陈念笑着接话：“男孩嘛，皮点好。”
两人这么聊了一会儿家常，赵秀珍的肩膀明显放松下来。她把择好的豆角放进竹篮里，从地上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，开始反过来问陈念：“你看着年纪不大，新来的吧？***还有女**了？”
“对，今年刚报到。”
“不容易啊。”
“还好。”陈念笑了笑，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忽然放慢了语速，像是在回忆什么似的，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。
“对了，赵姐，我记得看您那档案的时候，您离婚那会儿报过一次警？不是大事，我就随口问问，您别多想。就是想核实一下当时的处理记录。”
赵秀珍的手彻底停住了。
她手里捏着一根豆角，愣愣地看着地面。院子里安静下来，只有远处巷子里收音机的评弹声，咿咿呀呀的，细细的，像一根丝线在空中飘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开口。声音比之前沉了许多。
“那件事，我都不怎么想了。”
陈念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坐着，给她时间。
赵秀珍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——其实不热，但这个动作大概是一种下意识。她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，声音也开始发干。
“那年是真不想活了。”
她说完这句，又停了好一会儿。
“他从我怀老大那会儿就开始动手。刚结婚那阵还好，后来他在运输队开车，出了点事，驾照被吊销了，从正式工变成了零工。他干零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赚不到几个钱，喝点酒就发疯。开始是摔东西，后来是抽耳光，再后来抄什么就用什么——擀面杖、皮带、火筷子。”
她说到这里，把手里的豆角放下，摊开手掌看了看。那双手很粗糙，指关节粗大，手背上有几道旧伤疤。
“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嫌是女孩，打得更厉害。我那时候没地方可去。娘家在外地，我一个女人没有工作，拖着个孩子，能去哪儿呢？那回他把我胳膊打折了，邻居看不过去，报了警。***来了人，把他带走了。”
她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。
“我在医院躺了三天。第三天，他放出来了。来医院看我，坐在床边上哭，说再也不会了，说喝多了脑子不清楚，说他不能没有我。说得跟真的一样。我当时胳膊还打着石膏。”赵秀珍抬起头看了看院子里的石榴树，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的脸上。“然后我就去***撤了案。”
陈念听到这里，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。
赵秀珍说的“撤案”，就是老孙头档案里那行“后受害人不予追究”。
“后来呢？”她问，声音很轻。
“后来——”赵秀珍把视线从石榴树上收回来，重新低下头，“后来他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三颗。就是撤案的那个月。”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，像是在陈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，但这种平静反而让人觉得心里发凉。
“后来的后来我真受不了了，再不跑，我迟早死在他手里。是居委会的大姐偷偷帮我联系的收容站，我和女儿在收容站里躲了半个多月。然后离的婚，再后来又经人介绍嫁给了**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声音终于有了一点活气，“**对我好。对我女儿也好。他厂里的同事都知道我女儿不是亲生的，但没人敢说闲话。”
陈念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“从搬出来那天起，我再也没回过桂花巷。我不敢。”赵秀珍把手里的豆角扔进篮子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，“有时候做噩梦还会梦到那条巷子，黑漆漆的，怎么跑都跑不出来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，忽然抬起头，看着陈念。那眼神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怨恨，只有一种被时间磨钝了的疲惫。“小陈同志，你怎么想起来问他的事了？你问这些，是不是又有人……”
她没说完。
但陈念听懂了。
是不是又有人在挨打。是不是又一个赵秀珍。
陈念张了张嘴。她应该说点什么。按照老孙头的叮嘱，她不能打草惊蛇，不能透露自己调查的目的，不能给那个还没准备好的受害者招麻烦。
但她看着赵秀珍的眼睛，忽然觉得说不出那些套话。
“赵姐，”她说，“我就问一个问题。您撤案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告诉您，您不撤也没关系，撤离了也能保护您——您还会撤吗？”
赵秀珍看着她，愣了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笑容很淡，嘴角几乎没动，只是眼睛里有一点光。像是想到了什么很久以前的、再也捞不回来的东西。
“那年没人问我这个。”她把装豆角的竹篮端起来，转身往屋里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，没回头。
“你们现在是女娃娃都能当**了。”
说完，她进了屋。
陈念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出院门，把铁皮门轻轻带上。
巷子里，那个老**还在听评弹，广播里传出一阵掌声和叫好声。太阳已经很高了，白花花地照着巷子，晒得地上的青砖发烫。
她在巷口站了片刻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边缘露出的一角——上面有赵秀珍刚才没看到的东西。
撤案那年，她二十八岁。
现在她四十二岁。十四年了，她还在做噩梦。
而桂花巷里，王桂芳还在笑着对别人说——我自己不小心磕的。
陈念把笔记本塞回包里，往公交站走去。脚底下的步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，像要把什么东西踩进地里生根。
从城东回到城南时已是下午。她没****，直接去了菜市场。
菜市场正是一天中比较清闲的时候，上午的顾客散去了，傍晚那拨还没来。周婆婆在摊位上支了个小板凳，靠着墙打盹，一把蒲扇搁在膝盖上。旁边卖豆腐的大姐正在看一本翻烂了的杂志，封皮上是《大众电影》的剧照。整条街都懒洋洋的，连**都飞得慢。
陈念在馄饨摊前停下时，周婆婆醒了，**眼睛看清来的是她，笑起来：“小陈姑娘，你今天又来了？这么惦记我老太婆的馄饨？”
“是惦记，”陈念也笑，坐在板凳上，“也惦记您。”
“这话我爱听。”
周婆婆起来给炉子添煤，把汤锅端上去。等了片刻，汤咕嘟咕嘟地开始冒泡，她在热气后面眯着眼问：“老样子？”
“嗯。”
馄饨下锅，翻滚，捞起。一碗热腾腾的搁到陈念面前，汤面上飘着紫菜和虾皮，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
陈念低头咬了一口，也不抬头，像随口拉家常似的，说：“周婆婆，我今天去了趟城东，听人说那边有个女的以前也是我们这片搬过去的。”
“哪个啊？”周婆婆把蒲扇摇起来，给自己扇风。她想了一下，拊掌道：“是不是那个姓赵的？”
“您认识？”
“怎么不认识。”周婆婆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球，火光照得她脸上深深的皱纹一明一暗，“她以前就住桂花巷那头，跟桂芳现在那家是一个男人——张德胜。你知道不？那时候闹得可厉害了。有一回她光着脚从巷子里跑出来，满脸是血，跑到菜市场喊救命。我们几个早点摊的把她藏在摊位后面，拿装菜的麻袋挡着她。张德胜后来到处找她，找一圈没找到，踹翻了好几个菜摊子，谁都不敢吭声。”
陈念握勺子的手收紧了些。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她跑了。离婚，带孩子走的。再也没见过。”
周婆婆摇着蒲扇，声音淡得像在说一件很旧的事。但她接下来的话却一点也不淡。
“说起来，她跑得算早的。要是现在想跑，还跑不掉了。”
陈念手里的勺子停在了碗里：“为什么？”
周婆婆往桂花巷的方向努努嘴，压低声音：“张德胜现在不跑运输了。天天在家喝酒，盯得紧。王桂芳出去买菜，他有时候都跟着。桂芳出来久了，回去还要被盘问。有一回桂芳跟菜市场一个卖鸡蛋的多说了两句话，回去就挨了一顿打。你说他闲不闲，他什么也不干，就盯着他老婆。”
她叹了口气，把蒲扇搁下：“桂芳现在连话都不敢跟人说了。上回来买菜，从头到尾就说了两个字——‘多少钱’。我给她多加了一把葱，她都不敢要，怕回去说不清楚葱是哪来的。”
陈念没说话。她把馄饨吃完，汤喝完，付了钱。
站起来的时候，她往桂花巷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下午的太阳开始西斜，阳光穿过菜市场塑料棚顶的缝隙，投下一条一条的光柱，灰尘在光柱里飞舞。那条狭窄的巷子在她的视野尽头隐没在阴影中，像一个沉默的、拒绝被打开的盒子。
她想起了赵秀珍那句话——“从搬出来那天起，我再也没回过桂花巷。我不敢。”
她也想起了王桂芳在户籍室那个慢了半拍的笑容。
还有张德胜对着那扇黑漆木门喊的那句话。
“***给老子等着。回来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”
陈念骑上自行车回所里。
天色渐晚，夕阳把整条街染成了橙红色，路边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一根根指向前方的箭头。很多人家已经亮起了灯，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飘出饭菜香、电视声和说话声。这是城南的傍晚，安静、寻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。
她回到***时天色已经暗透了。传达室里，牛大爷的收音机换成了晚间新闻，播音员的字正腔圆从窗口飘出来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夜风里摇着叶子，月亮正从东边升起来，清清冷冷的，照着这栋老旧的灰砖楼，照着二楼西头那间挨着档案室的小宿舍。
陈念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，把车靠墙停好，洗了把脸，换上警服，正准备去户籍室加班整理今天走访的记录，忽然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
有人在哭，有人在喊，好几双脚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乱成一片。
她快步下楼。
一楼走廊里，几个值班的**正手忙脚乱地往门口走。老赵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
“怎么回事？”
“报警的，说桂花巷那边有人打架，打得挺厉害。”
桂花巷。
陈念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。
她拨开人群，冲到门口，就看见一个老**站在***门口，扶着门框弯着腰喘气，手里还攥着蒲扇。是刘老太——桂花巷张德胜家左边的邻居，那个独居多年、耳朵背的老**。
她不是耳朵背吗？
但她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抓着门框，浑身在发抖，脸憋得通红，从嘶哑的气嗓里迸出几个字——
“出人命了！你们快去！张德胜……张德胜要打死他老婆了！”
陈念脑子里嗡的一声。
她没有等任何人下命令。在所有人还在反应的那一瞬间，她第一个冲出了***的大门。
身后传来老赵粗粝的声音在喊“小陈——”但她已经跑远了，耳边的风声把一切声音都吞没了。她跑进夜色里，跑向那条她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的巷子。
用不着画地图了。她心里想。她对那条该死的巷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熟得不能再熟了。
一个十八岁的小女警，在1986年八月末的夜晚，拼命地奔跑着。
风灌进她的领口，麻花辫在背后一跳一跳。巷口的灯还是坏的，但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。周婆婆那句“要出人命”和赵秀珍那句话——“从搬出来那天起，我再也没回过桂花巷”，在她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响，像一条越咬越紧的绳子，勒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跑得更快了。
她身后，***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