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工地咳血十年，弟弟妹妹分了六百万

你是当大姐的，那是你应该的。”
应该的。
这三个字像一根针，从耳朵里扎进去，一直扎到胸口。
我又问了一遍：“妈，我寄了二十年，八十七万三千六百块，每张汇款单我都留着。这些，算不算贡献？”
苏强皱眉：“姐，你这话说的，谁逼你寄了？那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？”
苏刚也跟着说：“就是，你又没在身边照顾，光寄钱有什么用？妈生病的时候，你在哪？”
我没回答。
我在哪？
二〇〇五年，母亲说血压高住院，苏强打电话让我寄五千块回去。那时候我在服装厂加班，连续干了三个月，晕倒在车间，被工友抬去医务室。挂了电话，我去银行取了五千块，又借了两千，一起寄了回去。
二〇一二年，苏刚结婚，要八万彩礼，母亲说家里凑不够，让我想办法。那时候我在建筑工地搬钢筋，被掉落的钢管砸中肩膀，锁骨骨裂，打了半个月石膏。我找工头预支了三个月工资，又跟工友借了两万，凑了八万寄回去。
二〇一八年，小妹苏婷上大学，要交学费，母亲说家里的钱不够。那时候我刚查出尘肺病，医生说不要再干重活。我没敢告诉任何人，换了份轻一点的活，工资少了一半，但还是把学费凑齐了。
这些，他们都不知道。
他们只知道我没在身边。
“妈。”我站起来，声音很轻，“这被子，我不要。”
苏强愣了一下：“姐……”
我拎起那个装被子的塑料袋，放在茶几上。
“我不要被子，我也不要钱。”我看着母亲，“我就是想问清楚，我在外面这二十年，到底算什么？”
母亲终于抬起头看我。
她的眼神很复杂，有一瞬间，我觉得她好像要说什么。但最后她只是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是别人家的人了。”
嫁出去的女儿，是别人家的人了。
我站在那间逼仄的出租屋里，看着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弟，我的妹妹。
他们穿着新衣服，用着新手机，坐在还算干净的屋子里。
而我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，手指关节变形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。
我忽然想笑。
笑了。
“行。”我说，“那我走了。”
苏强站起来：“姐，你要